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


潭政发［2003］19 号

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市属和驻市各企事业单位：

《湘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湘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为使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国务院、省政府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一、市人民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接受人民监督，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二、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行政工作中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市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切实贯彻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市人民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

五、市人民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六、市长召集和主持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人民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

九、市长出市（出访）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人民政府工作。

十、市人民政府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各局、各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

市审计局在市长和上级审计部门的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十一、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区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重大建设项目、社会保障和就业、设立行政审批项目等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由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三、各部门提请市人民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应深入调查研究，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论证评估；应进行法律审查和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尽量取得一致意见；涉及县（市）区的，应事前征求意见并采纳合理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四、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依法行政要求

十五、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权，强化政府责任，推进各项工作向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运行转变，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十六、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确保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统一实施的需要，适时制定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市人民政府文件，确保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十七、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市人民政府规定、决定、命令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人民政府制定规定、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应报市人民政府备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十八、提请市人民政府审议的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十九、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必须依法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实施审批、许可、登记、发证以及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合法、适当、及时和有效。

二十、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行政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第五章 行政监督

二十一、加强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二十二、市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备案政府规范性文件，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办理政协委员提案。

二十三、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各部门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重大问题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二十四、建立和完善各部门和下级政府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情况的层级监督机制。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依法受理和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下级政府及其部门有权对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五、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处理重要信访问题。

二十六、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重视反映的工作中的问题，积极主动地调查处理和整改。推行政务公开，运用有效载体，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市人民政府建立新闻发布制度。

二十七、各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人民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对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人民政府实行督查制度。

第六章 会议制度

二十八、市人民政府实行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二十九、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市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

（三）通报市内外形势等重要情况。

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市政府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市长助理、副秘书长列席会议。根据需要可安排、邀请市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

三十、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

（三）审议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

（四）分析形势，通报情况。

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军分区负责人、市政府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市长助理、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办公室、经研室、法制办、监察局、督查室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根据需要可安排、邀请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出席方为有效。

三十一、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召开，可以安排市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出席。

三十二、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由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召集和主持。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工作中的专项问题。

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开，可以安排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出席。

三十三、提请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确定。

三十四、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的，主办部门应在会前主动进行协调，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主要负责人签署。经协调意见不能取得一致的，报分管副秘书长或分管副市长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的，主办部门应列明各方理据，并提出倾向性意见。未经协调的事项，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不予讨论。

三十五、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报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或市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由秘书长审定。

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阅、秘书长签发。

三十六、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向市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各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由主要负责人出席（列席）市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不能出席（列席）会议的，应向秘书长请假。

三十七、严格控制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部门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召开全市性会议，必须提前两周以书面请示方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召开；不得邀请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必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十八、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召开工作会议，应当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减少会议数量，控制规模、会期；尽可能利用电视、电话、网络传输等现代化办公手段，直接向基层传达会议精神；严格执行会议定点及服务采购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公文审批制度

三十九、各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报送市人民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湖南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湘潭市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除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机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也不得越级向市人民政府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市人民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由分管副市长或副秘书长负责进行协调。不应把未经认真研究、协商的问题上交市人民政府。

四十、各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报送市人民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或市长审批。

四十一、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市长签署。

其余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发文，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

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一般由秘书长签发；重大事项由分管副市长审核后，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或市长签发。

四十二、市人民政府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应及时公布。

四十三、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制发公文应少而精，注重实效。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人民政府批转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八章 内事活动制度

四十四、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应集中精力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市委、市人民政府统一安排或批准的会议、活动外，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单位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和举办的活动。部门（单位）召开的会议，需要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参加的，由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分管领导报告，还需其他市政府领导同志参加的，应经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审核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批准。

四十五、国务院各部门和省领导及其他重要客人来潭考察、检查、指导工作，需要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接待陪同的，接待部门、单位应事前报告，经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审核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批准。

第九章 外事活动制度

四十六、市人民政府副市级（含）以上领导同志出访，由组团部门或单位提出报告，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承办，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审定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四十七、各部门、单位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出访，由组团部门、单位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报告，经出国任务归口部门和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审核，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县（市）区须报市长审批。

四十八、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会见来访的重要外国人士，港澳人士，华侨知名人士和出席重要涉外活动，由主办单位提出报告，经主管部门初审，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审核，报市人民政府审批；会见来访的台湾重要人士和出席涉台活动，由主办单位提出报告，经主管部门初审，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核，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章 公开述职制度

四十九、市人民政府各工作机构及部分担负行政管理、监督、执法与社会经济建设职能的市直有关单位、受上级政府机构与市政府双重领导的驻市有关单位，向市人民政府公开述职，报告本部门的工作情况。

五十、公开述职每年在年末进行一次。年末市人民政府召开公开述职评议会议，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公开述职。

五十一、市人民政府邀请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巡视员、助理巡视员、秘书长、市长助理、副秘书长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各述职部门工作实行评议。新闻媒体对会议进行公开报道。

第十一章 紧急事件处理制度

五十二、重大紧急事件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上访事件。重大紧急事件的处理，坚持谁分管谁负责和从快处理的原则，由分管副秘书长或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组织指挥处理。

五十三、相关领导同志接到紧急事件报告后，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对群体性上访紧急事件应于１小时内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具体时间很难划分，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即可。

五十四、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对紧急事件应迅速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将处理意见报告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需要市人民政府其他领导配合时，应向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申请安排。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在调度人员时应明确现场指挥人员主辅关系，以保证现场指挥统一有序。

市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及时赶赴事件现场，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及时处理紧急事件。

第十二章 财政资金审批制度

五十五、严格财政资金审批程序，坚持财政资金“一支笔”审批制度。各类财政性资金的安排，都必须由财政部门或财政会同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具体意见，报经市人民政府领导按权限审批后方能执行。

五十六、在预算执行中因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或特殊情况确需追加的经费，由单位提出申请，财政审核并视财力情况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审批。２万元以下（含２万元）由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审批，２万元－１０万元（含１０万元）由市长审批，１０万元以上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批。

五十七、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的农业、工业、科技、文教、外经、旅游等财政切块资金，由财政和业务主管部门共同选定项目和编制用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定，财政视项目进度和资金调度情况提出拨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市长和分管此项业务的副市长签字后拨付资金。

五十八、当年财政超收财力由财政部门提出具体安排意见，报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后，依照《湖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草案）》，由市财政及时向市人大财经委通报情况；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作预计超收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

五十九、财政预算列入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安排，由财政会同劳动社会保障和民政等部门提出用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和分管此项业务的副市长审批后执行。

第十三章 作风纪律

六十、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刻苦钻研业务，精通本职工作。

六十一、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人民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人民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人民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六十二、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特别是行政审批事项重大决策都要公布告知社会，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六十三、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省和市委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和下级的送礼和宴请。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六十四、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特别要深入到困难地区、困难企业、困难群众中去，体察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下基层调查研究，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迎送。

六十五、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为部门、单位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或题词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审核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批。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签发的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在媒体上公开发表。

六十六、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出席内事和外事活动的新闻报道，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六十七、副市长、秘书长离潭出差（出访）、休假，应事前报告市长，并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通报市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县（市）区长出市（出访）、休假，应事前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报告，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批准。


两岸证明妨碍制度比较研究
——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余茂玉 何艳芳*
【摘 要】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就证明妨碍制度并无完善之规定，而相比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就证明妨碍制度无论是在民事诉讼中还是行政诉讼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且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对研究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关键词】证明妨碍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

*本文原载《台湾法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明妨碍制度
（一）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所谓证明妨碍问题是指“对毁灭、隐匿证据以妨害他造进行证明活动之当事人，课予其证据法上一定之不利效果。”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即使2000年修正之前，第360、362条等规定亦早已蕴含此证明妨碍之概念，而在2000年修正时，更增设证明妨碍之一般性规定，依第282条之一第一项之明文：“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不区分证据之种类，使证明妨碍之法理对所有证据均可适用。在该条规定的基础之上，修正后的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通常将证明妨碍界定为：“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在具备一定主观归责要件（如故意、过失），将证据方法毁损、隐匿或妨害其利用，使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无法利用该证据而无法尽举证责任，此时如依原来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使该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承受败诉判决，将产生不公平之结果，从而在事实之认定上，就负举证责任当事人之事实主张，作对其有利之调整。” 在此定义之下，证明妨碍之问题系属举证责任之概念紧密连结，且规范之主体系针对“未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若证明妨碍的主体是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其本即将因欠缺该证据而受败诉判决之不利益，从而并无另以证明妨碍论断之必要。笔者以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定义并无不妥，然而，当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所妨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所进行的反证，此时是否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之规定作出对负举证责任之一方当事人不利之裁断，作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毁损、隐匿或妨害利用证据对其来说似为其权利（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利），但若这种处分影响他方当事人之证明活动之时则应视为不当行为，也就是说，当事人可通过处分导致对自己的不利益，但这种不利益不得扩及他方当事人。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在完善证明妨碍规定之时明确强调了“诉讼法上的诚信”和“当事人之公平”，这两点也奠定了台湾地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以当事人相互间在诉讼法上所负之“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事案解明义务意味着各方当事人为使诉讼得以顺利开展，都负有使法官明晰案件事实的义务。但到底应当规定“事案解明义务”还是“限定事案解明义务”仍存较大论争 。不过，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通过将证明妨碍理论与事案解明义务加以连结，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证明妨碍规定的功能，已非限于处理“一造当事人积极地毁灭对他造有利之证据”，而进一步扩及“消极地隐匿、不提出此等证据”的形态，使得证明妨碍亦兼负有“协助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收集证据”、“课予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开示义务”之功能。
（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证明妨碍问题有规定，这在上面的研究中已经提及，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也对证明妨碍问题作出了规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5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藏或者致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从这款规定来看，台湾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妨碍之主观构成要件仅为故意，但与我们前面分析台湾地区民事诉讼领域证明妨碍所提到的一样，基于“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过失也应是构成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因为妨碍者即使对证据的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在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可能是过失；妨碍者即使对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有预见，但由于过失而非故意，而将该证据毁灭。此外，妨碍者可能对证据的毁灭和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均有疏忽大意之过失而致妨碍行为出现。所以，过失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之主观形态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二、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实然”和“应然”
在考察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将结合上述研究，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现存的规定和改革的方向。
（一）关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是指各种妨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共同具有的因素，只有具备这些因素，才构成证明妨碍。就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而言，通常可区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客观要件方面，包括：一、行为要件，即须有证明妨碍之行为。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样的道理，证明妨碍之行为分为作为的证明妨碍和不作为的证明妨碍，前者如毁灭、隐匿某项重要之书证，后者如持有某项对己不利之证据而不提交法庭。二、结果要件，即待证事实（诉争事实）须为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亦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果说行为要件是首要之要件的话，结果要件则是最根本之要件，无此要件即使有证明妨碍之行为也不可据此作出对行为人不利之裁断，当然有此结果，但结果并非源自于证明妨碍行为则同样不可据此作出对某方不利之裁断，也就是说，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是相辅相成的。证明妨碍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由于当事人的证明妨碍行为而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时的情况，如果待证事实没有受到妨碍行为的影响，并未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也就没有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必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件，必须具备二个特征：（1）客观性。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状态，而非虚拟的。（2）不可补救性。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定格后，待证事实无证据可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三、因果关系要件，即妨害“行为”与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物、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他现象的现象即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就叫结果。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便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是特殊和普遍、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虽是客观的，但对其认定又具有主观性，最终决定法律责任的因果关系是司法审判人员依据一定规则和理论，在对妨害行为、结果、特定案情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过程中认定的，又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因果关系认定可参酌民法中侵权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予以思考，基于此，对证明妨碍形成之因果关系应依据以下标准认定：第一，根据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之外。第二，根据事实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妨害行为的实施人的心理状态或不利方的主观臆测等均不能成为原因。第三，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具体检验方法有：1.反证检验法，即提出一个反问，如果没有A现象，B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A现象就不是B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A现象可能成为B现象发生的原因。2.剔除法。其特点是建立一个拟制的模式，排列各种可能的原因现象，然后逐一剔除，观察结果是否还会发生。如果某一现象被剔除后结果仍然发生，则该现象就不是原因。3.替代法，即用其他非妨害行为替代可能成为原因的某一妨害行为，观察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被替代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妨害行为就不是原因，反之则是原因。4.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其基本含义是，如果妨害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结果的原因。
在主观要件方面，过错是构成证明妨碍的唯一主观要件。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过错作为可归责事由，在于其本质上的不正当性或不良性。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外化为行为，方具法律之意义，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 因此，在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中，“妨碍”行为是与过错紧密相联的。故意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举证困难或者举证不能，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果造成他方举证不能或困难的后果，以致讼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当事人主观故意所为行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举证行为，也可能指向相关的证据，前者是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干扰，后者是对证据本身证据能力的干扰。 与故意不同，过失作为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则存有争议，在台湾地区，目前对此问题明确表明见解之学者，多数承认过失证明妨碍行为之形态，主张即使在过失之情形下，基于前面所考察的“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也应构成证明妨碍。在具体的形态上，则有：“一、对证据之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亦即他造当事人对该证据之需要）仅有疏于认识之过失；二、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认识，惟系基于过失而非故意，将该证据毁灭；以及三、对证据之毁灭及其将来在诉讼上之意义均仅有欠缺注意之过失等三种形态。” 由此可见，过失作为证明妨碍之主观要件亦有其法理基础。
（二）关于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诉讼相对方的程序和实体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的进行，使诉讼成本增加，从而有违诉讼经济和效率理念的确立。因此，诸多国家对证明妨碍人课以不利后果，以示惩戒。就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而言，其一方面与妨碍行为之样态之间有高度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确定法律后果的难度大于规范证明妨碍要件。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不外乎：证据毁灭难以确定其证明价值和法律后果中应规制何种规格的制裁。就证明价值而言，基于该证据业已毁灭的现实状况，而无从确定该证据之具体内容，从而也难以更进一步判断：当证据存在之时，将会对待证事实之认定有何种证明作用或者证明价值。此外，确定法律后果应当规制一种与被妨碍人利益受损幅度相当的制裁，如果超过了被妨碍人受损之利益而使其获得额外利益，则有失公正。但同时如果局限于受损之范围或小于受损之范围，则达不到制裁和预防的目的，就会使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制效果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后果对妨碍人的制裁应当适度大于被妨碍人的受损范围从而达到预防证明妨碍行为出现的作用，以减少证明妨碍行为的出现。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不同主观形态下的证明妨碍应赋予其不同法律后果，否则区分其故意与过失则无什么意义。
在规制法律后果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不同类型和不同主观形态的案件应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学者则几乎一致地认同“必须综合考量‘妨碍行为之态样’（特别系主观归责性）、‘该证据之重要性、可替代性’等因素，区分不同之案件类型，课予其不同证明妨碍之法效。” 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1、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后果：一是举证责任转换；二是推定主张为真。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从而调整证明妨碍行为带来的不平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也规定了证明妨碍制度，即：“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从这条规定看出实际属于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因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就是最直观的表现。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对证明妨碍所规制的法律后果即为推定“原告主张成立”。但原告的主张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被告持有的证据”得到证明，却是需要质证程序并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定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据此，证明妨碍行为被证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关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本条虽是一种推定，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此处与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效果区分并不大。
2、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对于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在台湾地区学界，“目前所呈现之一般见解，则立法原则上之证明度标准应为‘高度盖然性’或‘法官确信’的基点，认为可依归责性之高低，异其法律效果：在因重大过失之证明妨碍，降低被妨碍人之举证责任至‘低度的盖然性’；在因轻过失之证明妨碍，则降低至‘优越的盖然性’”。 如果证明妨碍绝对地导致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不公的现象，尤其是在过失造成证明妨碍之情形下，如果绝对地转换举证责任，过于显得不公平。这时如果不予以制裁也会使得过失妨碍人仍然保持着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之心态从而导致妨碍之情形难以杜绝。作为制裁的一种，降低被妨碍人的证明难度，即降低证明标准就能达到此种效果。笔者认为，妨碍人如果有重大过失，则可使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降低到“低度的盖然性”，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大，遂相应减轻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反过来，如果妨碍人只有较轻过失，则相应地调高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即“优势的盖然性”，因为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遂相应调高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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