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一夫一妻原则

王海宏


　　在人类社会，曾经出现过两种历史类型的一夫一妻制，即剥削阶级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剥削阶级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是只对妇女而言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因此，它是虚伪和片面的、名不副实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绝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夫一妻制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要实行一夫一妻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向来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多妻、多妾耻于为之。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二)爱情婚姻本身所要求。恩格斯说：“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_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这里所说的性爱，即男女两性之爱，就是爱情。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
　　(三)在人类社会，无论是多妻制，还是多夫制，都不会成为普遍通行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多妻只能是少数有产者男子的特权，广大的劳动者只能一妻或者被迫独居；多夫只是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例如在我国西藏和印度曾经出现过的兄弟共妻以防家庭财产分散或转移。从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原始社会曾经有过群婚制和对偶婚制以外，进入文明社会只能实行一夫一妻制，只不过两种历史类型的一夫一妻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已。
　　按照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规定，一夫一妻是一项重要原则。任何人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禁止一切形式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结合；已婚者在婚姻终止即配偶死亡或离婚以前，不得再行结婚。这一法律原则，同等地适用于男女双方，但就其针对性而言，主要是指向公开的或变相的多妻制的。
二、禁止重婚和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一)重婚的界定及其法律后果
　　重婚，是指有婚姻关系者又与他人重为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在我国，可分为法律上重婚，即已有配偶者采用欺诈方法与他人办理结婚登记的行为；事实重婚，即已有配偶者与他人虽未登记，但确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的行为。现行婚姻法第3条重申：“禁止重婚”。
　　重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其一，民事后果。主要是重婚关系无效。申请重婚关系无效的，应不受时效的限制。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在一审判决离婚后，在上诉或二审审理期间，一方当事人与第三者重婚的，应宣布重婚关系无效。如果上诉审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决准予离婚，一方当事人仍愿意与第三者结婚，应再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按照现行婚姻法的有关条款规定，重婚是对方起诉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同时还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其二，刑事后果。按照现行婚姻法第45条的规定，对重婚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知，重婚罪的主体，是实施了重婚行为的有配偶者和明知故犯的无配偶者。不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往往是受有配偶一方的欺骗而造成的，没有重婚罪的故意，因此不产生刑事后果。对于受害人不控告，而由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或有关尊位提出控告、举报的重婚案件，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应否对该案件提起公诉或者免予起诉。为了保护现役军人婚姻，刑法第259条还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三，行政后果。重婚者如为职工和国家公务员的，应受相应的行政处分。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界定及其法律后果
　　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是一项倡导性的要求，因此，当事人仅以该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婚姻法在重申“禁止重婚”的同时，首次明文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所称“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主要指向“包二奶”、姘居等婚外同居现象。“包二奶”中如果双方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生活的，应认定为重婚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刑法中的重婚罪论处；如果以给付金钱、物质利益等为条件与“二奶”保持相对固定性关系的，实际上是包养暗娼行为，一经查实应按有关卖淫嫖娼的规定给予治安处罚。
　　对于婚外“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拆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按照有关司法解释，公安机关发现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应责令其立即结束非法姘居，并具结悔过；屡教不改的，可交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公安机关酌情予以治安处罚；情节恶劣的，交由劳动教养机关实行劳动教养。
　　(三)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行为的认定及其后果
　　对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外的通奸、同性恋以及没有性关系的婚外恋等，从根本上说，也是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其中，通奸是指双方或一方已有配偶的男女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上述行为事关个人思想品行，又都涉及私生活隐秘，法律干预不宜太广，主要依靠道德、党纪、政纪、社会舆论等加以综合治理，现行婚姻法对此未作禁止性的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因通奸引起虐待、遗弃、伤害、凶杀、毁坏财物等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时，则构成刑法上的不同犯罪，可以依法分别定罪科刑。
　　从登记结婚的那一刻起，男女双方就应当恪守婚姻承诺，互相保持忠诚，而不能背信弃义，追求婚外性自由。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婚姻家庭法中，规定了夫娄双方必须承担忠实或贞操义务。有的还有配偶权的规定，这是一种雎于夫妻身份而产生的专属性的权利(在对方即为义务)。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规定，与有配偶者发生性关系是侵犯配偶权的行为，被侵权的一方不仅可以向第三者提出排除妨碍的诉讼，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实行一夫一妻制，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还必须禁止卖淫、嫖娼。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的卖淫、嫖娼和色情活动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蚀、毒害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诱发各种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导致性病蔓延，损害妇女身心健康，不仅危及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且破坏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秩序。对此，必须增强查禁和惩处力度，全面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冲突
作者：丛彦国

什么是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冲突，这是本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对二者进行合理的界定，才能以此为基础去合理地探究宪法价值冲突本身及其相应的解决机制。

一、宪法价值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要求、有用与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9]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价。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与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0]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法的价值等，法的价值只是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宪法价值呢？这是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宪法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从法的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11]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价值观”时指出，“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12]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功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13]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法律的存在、属性、功能以及内在机制和一定人们对法律要求或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显示出来的。……法的价值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的内在要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社会主体对法律的需求。如果主体没有法律需求，法的价值就是若有若无的，更谈不上评价法的价值问题。第三，要有法律实践这一重要环节。”[14]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求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15]
有的学者认为：“严格意义的法的价值应该是指在法的功能与作用之上的，作为功能与作用之目的的之上目标与精神存在。只有法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而对于人所具有的精神意义或人关于法所设定的绝对超越指向，才是最严格的法的价值。法的价值是以法的物质存在为基础的精神存在，是以法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超知识范畴。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16]
对法的价值的描述与界定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因此对法的价值下一个完全精确的定义显然是不明智的。[17]不过，为了研究的方便，仍应对法的价值进行界定，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并加以采用，即认为法的价值是指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是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基于以上对法的价值的认识，结合宪法作为法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宪法价值是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具体而言，宪法价值这一范畴包含如下意义：
第一，同价值的概念一样，宪法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由人对作为客体的宪法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宪法，而是以人作为宪法的本体这一关系得以存在的。宪法无论其内容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宪法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
第二，宪法价值表明了宪法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也就是说，宪法的价值意味着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例如，在宪法中经常提到的自由、正义、秩序、人权等，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合作所必须确定的一种理想状态。
第三，宪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的追求。宪法价值的研究不能只以现行的实在宪法为限，它还必须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判断的方法，来追寻什么样的宪法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这种追求就是所谓的“绝对超越指向”，是指宪法价值在主体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对于主体始终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和目标意义。“绝对”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其极致的性质；“超越”是指人总是无限地接近宪法价值，并在这种无限接近中得到发展，也是指宪法与宪法价值的实现状况总是无限地接近于理想的状态；“指向”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等含义。

二、宪法价值冲突
根据上述对宪法价值概念的分析，宪法价值系统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因为，宪法对于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人对于宪法又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追求，这些“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追求”造成了彼此的相互矛盾与冲突，这便是宪法价值的冲突。
宪法价值冲突或者是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者是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者是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
首先，宪法价值冲突指的是宪法价值准则与宪法价值观念本身固有的矛盾。宪法价值准则是人们将其固定化了的、具有一定共识性质的关于宪法价值的原则、目标等。宪法价值准则代表着人们的价值期求，也是人们评价一定宪法现象的价值标准，其内容非常复杂，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公认性质，作为现代宪法的价值准则，其中至少包括人民主权、宪政秩序、社会发展、社会正义等。宪法价值准则是人类生活中逐步固化与精炼形成的基本观念。人类活动的多目标性，既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多种目标就意味着多种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这些选择与追求之间会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的。这些矛盾一旦体现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之中，他们就成为了社会现实的价值冲突。宪法价值观念是宪法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存在形态，是指人们对于宪法价值的认识。宪法价值观念如同其他法的价值观念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特定价值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大部分，人们对宪法价值的理性认识，一般以学说、理论的形式出现。例如，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往往有着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是对特定宪法价值的感性认识上的冲突；不同法学流派的法学家们往往也存在着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就是对宪法价值的理性认识上的冲突。
其次，宪法价值冲突也表现为不同的价值主体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这是由宪法价值主体的意识性与多元性所决定的。只要价值主体是有意识的，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甚至同一价值主体自身就会产生在价值上的矛盾情形。就不同主体来说表现为相互之间在价值问题上的不一致、互相矛盾。就同一主体来说，则表现为在相关问题上的迟疑不决、自相矛盾、彷徨痛苦、无所适从等。除了人的意识属性会导致价值冲突之外，价值主体的多元性同样是价值冲突的根源。由于人有意识存在，人又以多元的状态存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乃至人与社会之间都会产生价值上的矛盾情形，从而构成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如果是与宪法相关或者是存在于宪法的某个方面与环节，就形成了宪法的价值冲突。宪法价值冲突如同其他价值冲突一样可能是不同主体在观念上的分歧，也可能是在认识上的差异，还可能是选择上的对立，也可能是同一主体在这几个方面的难以抉择。
最后，宪法价值冲突也大量地存在于不同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不同的宪法制度之间会存在着某种价值冲突，这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计划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民主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专制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当不同性质的宪法规范与制度并存或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时候，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的价值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从宪法制度意义上说，市场竞争的宪法规范与制度首要保障的是自由、效率等价值的实现，而社会保障的宪法规范与制度更侧重的是公平、秩序等价值。在宪法规范上，有些针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侧重于保障公民权利及其实现，而有些针对社会管理的规定则侧重于公共秩序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制约。在同一宪法制度中也会存在价值冲突。这是因为一个宪法制度，乃至一个宪法性文件中，所调整的都不是单一的社会关系，涉及的也不是单一的价值主体，所追求的都不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所以，在同一宪法制度之中也会有规则之间的价值冲突。宪法制度、规范等都蕴涵和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念，遵循和追求着特定的价值目标。从宪法自身的表述到对社会纠纷的解决，都有着价值上的取舍，价值冲突当然存在其间。

三、结语
本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法的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笔者列举了国内外几种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和表述，并采用了其中我国学者卓泽渊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得出了宪法价值的概念，即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宪法价值冲突的存在及其基本含义，即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从而理解宪法价值冲突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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