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吴 清 旺＃


一、 引言
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制度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处于社会中心抑或社会边缘，事关中国法制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二十一世纪不仅仅是网络、信息、知识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仅仅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就大功告成，法制的完善、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乃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法律要素绝非可有可无的工具或辅助品，法律人也不应处在社会的边缘。因为，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社会监督力量的功能，通过法律服务而成为民主与法制的捍卫者。然而，从中国律师业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律师业就缺乏科学的定位，尤其是缺乏从律师业的制度功能上构建我国律师制度，致使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呈“边缘化”的状态。鉴于此，为实现新世纪的法制目标，必须重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为此，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中国律师“边缘化”
评价现行中国律师制度以及反思中国律师边缘化需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的视野切入。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清朝末年，律师制度作为西方典章制度而被我国引进，这是清末修改法律运动的一个产物。当时的律师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上完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新型律师制度的尝试。此时的律师制度事实上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为模本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律师统一在律师顾问处任职，而非私人开业或合伙开业。然而，律师制度并未被社会所接受，律师制度仍遭众多的非难和指责，如认为律师制度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律师的刑事辩护是丧失阶级立场、替坏人说话等。1957年“反右”斗争中，许多律师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律师制度因此而夭折。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更深层原因讲，则是因为现代律师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支撑，权力至上、权力本位思想仍强于律师制度所蕴涵的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思想。一句话，中国律师远离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中心，处在极为边缘的地带。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律师制度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律师业也再度兴起。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后，中国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济和编制等的依赖，实现了律师职业社会化。同时，通过律师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律师自治及行业化管理逐渐形成。由此，较为规范的律师制度基本形成，律师队伍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权力本位、国家本位、漠视制衡等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消除，中国律师仍处于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制度体系中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又反过来制约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加重整个律师制度的“边缘化”。虽然，律师队伍本身发展尚有严重不足，但律师业发展的种种错位现象不能不说与中国律师“边缘化”密切相关。

边缘化现象之一：在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律师缺乏足够的交涉力。
律师职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它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或与该权力部门交涉时，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中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公民、企业法人与行政机关的权益纠纷；公民与大公司的权益纠纷；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后者所指的律师业务已不是简单地提供法律知识，而是通过律师的交涉使权力资源、经济实力悬殊的冲突双方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进而阻止“强者”在法律上获取不当利益。这就需要律师具备足够的与权力、经济优势一方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交涉力。
然而，从我国律师执业的现状看，我国律师所拥有的交涉力是相当微弱的，尤其在与权力机构打交道时，尚不足以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对话和交涉的顺畅渠道及基本条件。例如，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律师的诉讼活动遭权力机构干涉，甚至律师自身的人身自由也被非法剥夺，这些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律师在诉讼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律师的合法主张得不到充分的采信；诉讼权利的保护、甚至人格的尊重等方面都体现出律师的地位尚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些律师为了实现“正当”目标而采取非正当的手段，通过“法外寻权”获得法律外的交涉力。请客、送礼，有纠纷找新闻，有矛盾找上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一个小小的纠纷从村里诉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直到中央。申诉案件不断增多。这些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律师交涉力的缺乏，但足以表明中国律师存在严重边缘化。
边缘化现象之二：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律师的政治参与被忽略。
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因而，律师也被视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他们的律师制度也存在着商业化的倾向，但其对政治构架和政治运作过程的实际影响十分明显，并已涉入到西方社会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国的律师参与政治的渠道和途径较以往大有增加，如：律师进入人大、政协等机构，参与立法讨论、修改等，但总体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从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看，律师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无论是律师的行业管理组织或是律师个体，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方面，并不具有比一般社会公众更优越的制度条件。律师尚处于体制外的“边缘状态”，律师与体制内党政司法机关的对话得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律师的存在理由尚未提升到制度功能的层面上来，仍被视为与公共权力无多大关系的一般社会职业而已。现实中，从事律师业就意味着离开权力，几乎不可能再进入政治职业阶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律师只能是律师”，没有“前途”只有“钱图”，律师的收入高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等等。权力机构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边缘化现象之三：在法律职业群体构成中，律师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从理论上说，公、检、法、司（包括律师）虽然各自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群体，大家围绕法律开展各自的工作。因此，如果相互之间对共同遵循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学识的认同，那么互相之间必然难以沟通，无法形成统一的评判标准，甚至各法律职业者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而歪曲法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就我国法律职业群体的相互关系看，立法上仅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法律部门任职资格不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彼此学识背景的不同。因此，大家虽同为法律职业人，彼此却对法律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认同。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律师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法律沟通尚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障碍，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
边缘化现象之四：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律师职业严重商业化。
从律师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看，律师制度的设立并非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于是便寻求“外围”发展，或者说在“边缘”寻求活动空间，加之，经济影响力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天性的驱动，律师职业日趋商业化，并出现极端商业化的现象——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漠视律师职业的“公共责任”。从律师执业的现状看，宁可办理经济纠纷案件，不愿办理非经济类的民事案件；宁可办理标的大的经济案件，不愿办理小额的经济案件；宁可办理小额经济案件，不愿办理行政纠纷案件以及刑事犯罪案件；宁可为金融、投资等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愿为小型企业及一般百姓做法律顾问等等，这已成为相当多律师的受案标准。由此，充分体现百姓生活矛盾的相邻权纠纷、人身权纠纷等缺少律师介入；最能体现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矛盾冲突的领域——行政诉讼纠纷，律师不愿涉入；《律师法》强调法律援助为律师的法定义务，而实践中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推委；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成为“财团律师”，甚至成为财团或金钱的附庸。甚至，收费高低已成为判断律师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律师职业极其商业化的倾向。它虽然在段时间内也能推动律师从业的积极性，但从长远看，极端商业化现象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它将损害国家的法制体系，进而降低人们内心对法律公正的信心。显然，它与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而存在的基本价值是背离的。
三、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种种边缘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律师制度的发展，损害律师制度设立的目标。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业在法制体系内的功能，必须重塑中国律师的主体地位。
首先，更新观念，从律师制度的创设目标上定位中国律师。
在人们的观念中，国家和社会一直被视为目标一致、没有利益冲突的统一体。国家可以决定社会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元论”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国家权力的滥用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主张国家与社会为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二元论”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二元论”者认为，国家权力离不开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而且需要社会的监督，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制衡问题。以介入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为职业的律师群体，因其特有的价值功能而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或民间）监督力量。因此，从原创意义上说，律师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律师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服务行业。面对着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律师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层次上，或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者，而是根据“二元论”的观点，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的最基本价值出发重新定位新世纪的中国律师。
其次，完善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律师执业所必需的交涉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增加并且细化，导致社会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对纠纷和争议解决途径的要求也不断强化。另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司法途径以反对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要求提高律师个体全面提高素质，而且对律师在社会冲突中与各种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交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是要。为此，除律师个体自身的努力外，国家要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同时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取消和修改现行立法中对律师执业的不适当的限制。例如，取消或修改《刑法》第 条对律师伪证罪的特别规定。
第三，律师参政，从政治上确保中国律师的主体资格，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空前繁荣的时期，一方面，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客观上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以介入政治和社会敏感、复杂问题为职业的特殊社会群体，尤其在与权力交涉的过程中，律师有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而且，随着律师队伍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律师不再“为金钱而战”，律师的商业特性日趋淡化，而向其固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律师的政治热情、公共责任感大大增强。这些主客观优势也将成为我国律师作为政治后备资源的理由。可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仅可能且有必要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政治，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
第四，统一标准，从法律的价值出发，重构法律职业共同体。
在崇尚知识并以智力文明为特征的二十一世纪，同一职业群体对该职业学识价值的认同是实现该职业价值的最基本的主观条件。就法律而言，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公、检、法、司（包括律师）应有职业上的分工，但同时又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国家应以法律的形式围绕法律职业化、专业化的目标，构建法律职业者的任职资格体制。更言之，应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在强调学识背景和学识价值的基础上，把各种法律职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且三者在人事上可以有条件地流通，由此而形成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大大降低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内耗，使法律成为真正成为共同体成员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唯一标准，从而实现新世纪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第五，规模经营，以规模所为组织形式，提高律师群体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呈现出集团化、国际化的经营趋势，分工合作已成为社会各领域的共同特征。就律师事务所而言，三、五人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远不能满足各种“一条龙”服务的需要，无法提供复杂、系统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能力，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相反，分工细致、部门齐全的规模律师事务所更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法律的迫切需求，提高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规模所所产生的律师群体效应有助于推动律师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中尤其是国家法制体系中获得相应当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中国律师边缘化的状况。

四、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不仅是个体素质全面提升的法律服务群体，而是更多呈现其公共责任感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支独立力量。不仅是介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者，更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力量。它们不再是国家制度体系甚至法律体系中的边缘人，而是制度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清旺

二 0 0 二 年 八 月 十五 日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惠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82 号


　　《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业经2012年9月21日十一届13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 长：陈奕威

2012年9月28日



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住房公积金由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
　　职工个人和职工所在单位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在国家规定的免税范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超过部分应依法纳税。
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本息属于职工个人所有，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三条 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公积金管委会”）是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和调整住房公积金的具体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
　　（二）根据《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拟订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具体缴存比例，规定单位提高、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者
缓缴、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条件；
　　（三）确定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
　　（四）审批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
　　（五）审议住房公积金贷款呆账、坏账核销的申请；
　　（六）审议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
　　（七）审批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四条 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是直属市人民政府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事业单位，履行下列职责：
　 （一）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二）负责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变更和注销的登记；
　 （三）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
　 （四）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
　 （五）负责受理和审核单位变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申请以及缓缴、补缴申请；
　　（六）监督、检查单位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和缴存情况；
　　（七）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
　　（八）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
　　（九）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拟订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
　　（十一）监督检查单位和职工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职能；
　　（十二）承办市公积金管委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本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和使用依法接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财政、人民银行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并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工商、地方税务、房产、统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五条 本市住房公积金按照市公积金管委会决策、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进行管理。
　　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及支付超过家庭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房租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条 住房公积金实行按月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由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两部分组成。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的个人缴存部分和单位缴存部分各自计算到元，元以下单位四舍五入。
　　职工和单位按不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不高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20%的比例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需要在上述幅度内进行变更的，应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计算住房公积金的工资基数，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1989年9月30日国务院批准，1990年1月1日国家统计局第1号令发布）执行。职工工资由下列六部分组成：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第七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全面、准确掌握单位及其职工的相关信息，督促单位依法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注销等手续。
　　工商、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和统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有义务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有关单位及其职工的相关信息。
　　第八条 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缴存、提取、贷款、结算等业务，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经市公积金管委会指定的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受委托银行”）办理。
　　第九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与受委托银行和担保机构签订委托合同。
　　受委托银行和担保机构应当严格履行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的委托合同，按照操作规范，为单位和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提供便利服务。
　　前款所称担保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对住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提供专业担保服务的机构。
　　第十条 本规定施行前尚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单位，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30日内，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本规定施行后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自办妥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单位只能为每个职工在一个受委托银行设立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未经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单位不得擅自变更住房公积金缴存银行。
　　第十一条 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持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第十二条 职工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即被新单位录用的，原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到新单位。
　　职工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尚未被新单位录用的，原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职工被新单位录用后，新单位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启封和转移手续。
　　第十三条 职工个人应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5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户内，由受委托银行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十四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十五条 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十六条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照下列规定列支：
　　（一）机关在预算中列支；
　　（二）事业单位由市、县（区）财政部门核定收支后，在预算或费用中列支；
　　（三）企业在成本中列支。
　　第十七条 惠州市住房公积金汇缴年度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单位应当在每年4月至6月进行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调整工作。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不得超过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规定倍数。职工月工资未超过以上限额的，以实际工资额计算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职工月工资超过以上限额的，以该限额作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每年4月30日前公布下一汇缴年度住房公积金最高月缴存基数和最高月缴存限额。职工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之和，不得超过该最高月缴存限额。
　　第十八条 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
　　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经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报市公积金管委会批准后，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少缴部分。每次申请期限不超过一年。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单位和职工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后提出变更申请。每个单位只能选择一个单位缴存比例。缴存比例确定后，在一个住房公积金汇缴年度（即从当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内不得变更。
　　第十九条 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的，由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
出补缴方案，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执行。
　　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以补缴自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之月起欠缴的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
　　单位未按照规定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
　　单位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单位提供的工资情况有异议的，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依据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定或司法部门裁定的工资，或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后确定。
　　第二十条 单位及其职工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其职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租赁市场住房（租赁合同在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可按房租的一定比例提取，租赁公共租赁住房的可按房租全额提取；
　　（七）非本市户籍的务工人员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八）下岗、失业人员男性45周岁以上（含45周岁）、女性40周岁以上（含40周岁）的；
　　（九）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其继承人、受遗赠人申请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的；
　　（十）生活困难，正在领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十一）职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十二）连续失业两年以上且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
　　（十三）因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重病、大病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
　　（十四）在自住既有住宅中安装电梯的；
　　（十五）市公积金管委会认为可以提取的其他情形。
　　职工依照前款（二）、（三）、（四）、（七）、（八）、（九）项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依照前款第（十一）、（十二）、（十三）项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后，其依法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利不受影响。
　　第二十一条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的职工，应当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予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不准予提取的，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 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及其职工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其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贷款前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达到规定期限且继续正常缴存；
　　（二）自有资金支付购房款不低于规定比例；
　　（三）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贷款偿还能力；
　　（四）无未清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可能影响贷款偿还能力的债务。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职工支付购（建）房款的自有资金比例，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本市的住房价格、政策、职工购买住房能力及住房公积金的资金状况等情况拟订，报市公积金管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
　　《惠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办法》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拟定，市公积金管委会审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
　　第二十三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应当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贷款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予贷款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不准予贷款的，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说明理由。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风险，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
　　第二十四条　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应当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抵押、保险、阶段性保证、全程保证，以及上述担保方式的组合。具体的贷款担保方式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借款人情况确定。
　　第二十五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应当自觉履行及时、足额清偿贷款本息的义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受委托银行应当积极催收逾期未清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防范和控制贷款风险。
　　第二十六条 单位被撤销、解散或者依法宣告破产时，其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应当依法予以清缴。
　　欠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分立、合并或者改制时，应当在明确其欠缴住房公积金的补缴责任主体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计算单位欠缴住房公积金的数额时，职工工资基数按照单位或者职工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确定；单位和职工均无法提供职工工资基数证明材料的，可以按照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七条 市公积金管委会在拟订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确定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等重大决定前，应当采取调研、座
谈、听证等形式或者通过媒体广泛听取单位和职工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受委托银行应当在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之日起60日内向单位和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凭证。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受委托银行应当建立住房公积金信息化管理运作系统，为单位和职工查询本单位和本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提供便利服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单位和相关工作人员对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九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保证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前提下，经市公积金管委会批准，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
　　住房公积金可用于购买国债的最高比例，由市公积金管委会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第三十条 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应当存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受委托银行开立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用于建立贷款风险准备金、支付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和建设城市廉租住房的补充资金。具体使用办法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同市财政部门提出，经市公积金管委会审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施行。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规定的标准编制全年预算支出计划，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财政在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中拨付。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实行分立账户、独立核算。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在每年4月底前，向社会公布经市公积金管委会审议的上年度住房公积金年报，包括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的情况、财务报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十一条 职工有权对本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举报。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在接到投诉、举报后30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并书面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三十二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有权督促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一）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变更、注销登记；
　　（二）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或封存；
　　（三）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三十三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依法对单位的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是否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变更、注销登记；
　　（二）是否及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或封存；
　　（三）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是否符合规定的缴存比例范围；
　　（四）是否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五）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是否超过市公积金管委会确定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最高限额。
　　第三十四条 单位不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逾期不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依照《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职工个人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款额，取消其1年至5年的住房公积金提取资格，并由职工所在单位进行教育处理。
　　单位或个人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款额，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六条 职工个人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借款人限期退回违法所贷款额,取消其1年至5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市公积金管委会和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条例》和本规定的，依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的业务操作规范。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惠州市人民政府2007年9月19日发布的《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规定》（惠府令第44号）同时废止。本规定有效期至201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