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 28 号


《江苏省农村消防管理办法》已于2005年1月24日经省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江苏省农村消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消防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江苏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消防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农村是指乡（镇）人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城市市区外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的发展。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消防事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农村消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农村消防事业与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考评内容，定期检查下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依法履行消防工作职责的情况，对在消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伍建设与管理、集镇消防规划与建设经费主要由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承担。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捐助。消防经费保障确有困难的地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购置扑救化工、水上等火灾所需的特种装备可以由相应的受益单位承担一定的费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农村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部门依法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负责消防管理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明确负责消防工作的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消防管理工作的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在公安消防部门的指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辖区内的消防管理工作。
第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经贸、农林、财政、建设、监察、工商行政管理、民政、文化等行政部门，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农村消防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内容，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消防法律纳入普法教育内容。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单位有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的义务。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乡（镇）消防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消防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在各自分工范围内对消防工作负责。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
设立在农村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规定做好本单位（经营户）的消防工作，依法对本单位（经营户）发生的火灾事故和消防违法行为承担责任。

第二章 消防组织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适应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及时建立多种形式的专（兼）职消防队伍。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乡（镇）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
（一）年生产总值十亿元以上；
（二）劳动密集型企业、易燃易爆化工企业较多；
（三）集镇常住人口多、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
（四）有重要港口和码头;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
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在公安消防队保护范围内的区域可以不建立专（兼）职消防队。
第十一条 村和设立在农村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适应扑救本村（单位）初起火灾的需要，建立义务消防队或者其他形式的消防队。
第十二条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与县（市、区）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应当建立必要的通信联系，其人员、装备和执勤训练设施建设应与其承担的任务相适应。专职消防队参照执行《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训练、执勤工作标准和管理制度由省公安机关参照有关规定制定。
第十三条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的消防车辆按照特种车辆登记和管理，可以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已经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车辆图册范围的，免缴车辆购置税；根据国家规定，经交通部门核准，可以免缴养路费。
消防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消防车辆不得用于与消防和抢险救援无关的事项。
第十四条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的管理单位应当与消防队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已与其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兼职消防队员，不适用前款规定。
消防队员参加灭火救援牺牲，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的，可以批准为革命烈士。
第十五条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参加责任区以外的火灾扑救、社会救援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经公安消防部门核定后，按照下列规定予以补偿：
（一）被施救单位参加保险的，从保险公司偿付的保险费中补偿；
（二）被施救单位没有参加保险的，由起火单位补偿；
（三）保险费补偿不足或者起火单位无力补偿的，由被施救单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偿。

第三章 消防工作职责

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消防工作职责：
（一）建立消防工作组织网络，明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机构的消防工作职责并督促落实；
（二）组织编制集镇消防规划，建设和管理农村公共消防设施；
（三）建立和领导乡（镇）消防队伍；
（四）定期分析消防安全形势，及时研究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整改重大火灾隐患；
（五）组织消防检查和专项治理；
（六）组织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消防管理工作的机构消防工作职责：
（一）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消防工作意见，拟订消防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开展消防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三）参与集镇消防规划编制工作，对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出意见；
（四）组织实施本乡（镇）消防工作考评；
（五）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六）乡（镇）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工作。
第十八条 县（市、区）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农村消防工作职责：
（一）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农村消防工作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二）对集镇消防规划与建设实施监督；
（三）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消防管理工作的机构、乡（镇）公安派出所开展消防工作；
（四）指导农村多种形式消防队伍业务建设；
（五）对消防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向政府提出表彰奖励意见；
（六）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九条 乡（镇）公安派出所消防工作职责：
（一）对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工作职责的情况和上级公安机关授权管理的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二）协助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对辖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管理情况实施监督；
（三）管理乡（镇）保安消防队，组织、指挥保安消防队参加灭火救援；
（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五）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乡（镇）公安派出所列管单位、场所的具体范围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确定。
第二十条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职责：
（一）熟悉责任区道路、水源等情况；
（二）承担责任区火灾扑救工作，参加责任区抢险救援工作；
（三）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和防火检查活动；
（四）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乡（镇）专（兼）职消防队的责任区范围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消防工作职责：
（一）制定并督促村（居）民履行消防安全公约，督促辖区单位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二）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村（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三）组织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四）建立和管理义务消防队，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组织扑救初起火灾。

第四章 消防规划与火灾预防

第二十二条 集镇总体规划中应当有消防规划。消防规划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车道、消防通信、消防装备建设等内容。
集镇总体规划中没有消防规划的，上级人民政府不得批准。不符合集镇消防规划的建设项目，建设、规划部门不得批准。
第二十三条 集镇公共消防设施应当与道路、水源、通信等其他公用设施同步建设和管理。
农村供电、供水、道路建设和房屋改造应当考虑消防安全需要。
第二十四条 农村应当充分利用天然水源作为消防水源，因地制宜建设消防取水设施；天然水源、集镇供水不能满足火灾扑救需要的，应当建设消防水池。
第二十五条 出售、租赁、承包建筑物或者场所时，当事人应当就建筑物、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等事项进行约定。建筑物、场所出租后的消防管理由承租人负责。
第二十六条 生产、使用、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七条 设立在农村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依法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并做好维护保养工作，确保完整、有效。
第二十八条 经营场所与住宿场所为一体的建筑，其住宿部分应当按照独立的防火分区设置，并且有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经营场所与住宿场所为一体的建筑内，不得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危险物品。
第二十九条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或者使用期间，疏散通道应当保持畅通，安全出口严禁上锁，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应保持完好并严禁覆盖、遮挡。
第三十条 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经过消防安全培训，掌握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
第三十一条 集镇和村庄应当因地制宜设置固定的消防宣传标志或者消防宣传园地。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消防工作职责，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本地区发生一次死亡六人以上火灾事故的，对政府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政府部门或者机构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消防工作职责，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本地区发生的一次死亡六人以上火灾事故负有责任的，对部门或机构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不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消防工作职责，导致发生火灾事故，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可以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经营场所与住宿场所为一体的建筑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该场所应当停止使用，可以对该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或者使用期间，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上锁，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不能正常工作或者被覆盖、遮挡的，责令改正，可以对该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给予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不具备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责令参加消防教育培训，可以对该场所的经营管理人给予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由公安消防部门决定。公安派出所可以在依法规定的权限和范围内对消防违法行为实施处罚。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经营场所”，是指用于生产、加工、储存、零售、批发、物流以及提供其他商业服务的场所。
（二）“经营管理人”，是指管理经营场所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三）“人员密集场所”，是指人员经常聚集，发生火灾时容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的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会堂、网吧、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和集体宿舍，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的候车、候船、候机厅（楼）；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的展览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员工集体宿舍等。
第四十一条 城乡结合部的经营场所与住宿场所为一体的建筑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管理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5年3月1日起实施。

刑法的程序与构造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2-1 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民法和刑法都涉及不当行为的责任。同样的行为（如攻击）可能既是被称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民事错误，又是犯罪。所以，如果Sam打了Millie，那么可能既有民法上的后果，又有刑法上的后果。Millie可以依据民事侵权法控告Sam要求损害赔偿。警察也可以决定指控Sam犯罪，结果Sam可能受到刑罚的惩罚。这些民法和刑法上的后果是不同的。在侵权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受害方，赔偿金支付给受害方以赔偿损失。在犯罪案中，追责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家施予刑罚。即使是侵犯被害人人身的犯罪，追责权仍归属于国家，因为犯罪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秩序。在英国，13-14世纪时通过由国王的官员和法官执行命令（国王敕令）将刑事追诉权统一于君主之下。严重侵犯秩序的（称为重罪）是侵犯君主罪，起诉以国王的名义提起。此即：严重犯罪由王室法院审理，并以国王的名义起诉。起诉机关称为皇家检察院，案件的官方名称为，例如，The Queen versus Smith，简写为R .v .Smith, 甚至于Smith。
刑法是由国家控制行为的法律，以刑事制裁为后盾。有时法官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描述过失杀人罪所必需的有责性时， Hewart勋爵兼首席法官指出“漠视他人生命和安全就等于是侵害国家的犯罪，行为应受惩罚”（Bateman）。但是认为刑法不关心被害人则是错误的。事实上如今在审判阶段法官可能要求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金。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民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

2-2 法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作用
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普通法，即法官法。当然，在最近的150年里，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文法，但是这些法律在于调整潜在的普通法，不在于根本上改变它。例如，《1957年凶杀法》修改了有关谋杀的法律，但未界定“谋杀”以及谋杀的定义，因此这就仍是判例法上的问题。1968年和1978年的《偷盗法》是个例外，它完全重新规定了有关偷盗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解释各种法律条款从而囊括了判例法的主要内容。现在不可能仅看《偷盗法》就能理解有关偷盗的法律，还必须看法律适用的案例。
Simonds子爵在Shaw v. DPP一案的判词中对法官作用的重要性做了明确阐述，在该判词中他否定了法院有权创立新的犯罪但声称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作为普通法的仆人和卫士…….在法律的庭院里必须留有余权以实现最高和基本的法律目的，从而不仅维护安全和秩序，也维护国家的道德利益，而且他们有责任保护它免受可能更加隐秘的攻击，因为它们是新异而无准备的。”在该案中，保护公共秩序证明将共谋犯罪扩展至本身不是犯罪但威胁着公共道德的行为（见第18章3），以最高法院的观点，是正当的。在最近的一个重要案子R v. K中，Millet勋爵希望改革法律因为他感到国会未能保证法律符合现行的道德标准。该案涉及（生效）青少年同意性行为的年龄：
“但是同意年龄早已未反映日常生活，并且受人尊敬的国会显然未能履行使刑法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的责任。有人劝我说[《1956年性犯罪法》]s.14不同因素的零星介绍，以及国会使该部分法律合理化的连续失败，甚至于某种程度地修改已为法院认同的谬论，意味着即使是在单个犯罪中我们也不应局限于内在的一致性。不公正的代价太高以致无法补偿一致性。”
尽管法官法有优势，但仅在最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才关注刑法的发展。刑事实践过去常被认为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很少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这就渲染了法官的思想。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刑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上诉法院有力的发展了传统，并且上至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数量也已增加。
或许由于此原因，近年来，相当多的批评直接针对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作者以及评论员感到法官不是未实现明确性就是未实现一致性。像J. C. Smith等著名的学者已在推究最高法院的“刑事案件中的阴暗记录”，并且质疑我们是否真地可以把最高法院作为刑事上诉法院。在刑法的几个不同领域，学院派法律人对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院的判决确立了法律是什么的看法之间存有显著的分歧。用普通法方法在个案的内容中零星地发展法律规则的一个缺点在于对特定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关心模糊了判决所含有的更广的逻辑含意。法官有时感觉学术著作太理论化，也太抽象，并没有为陪审团所需要的明确地解释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Diplock勋爵（在判决中对上面有关最高法院判决质量的引用作出了反应）否定了由法律作者表述并为上诉法院采纳的定义，因为它创立了不适合于陪审团（见Caldwell）的“精美而不切实际的差异”。Reid勋爵在Haughton v. Smith案中，说“法律的生命血液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常识”，Salmon勋爵在Majewski案中也使用了相似的词，两案都引来了学术界的诸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有时是有效的。Glanville Williams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Bridge勋爵在案件中推翻了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他批评判决的用语……不是显然合适的，而是荒唐的，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批判的力量并且无礼地不承认自己已从它那里得到了帮助（Shivpuri案）。”但是近些年，这对法官而言日益变地普遍起来，特别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仔细地分析学术著作，有时产生了更长更谨慎合理的判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已停止了对最高法院某些判决的批评。

2-3 法官与陪审团
某些刑事审判在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这被称为诉状审判，在王室法院审理），但是多数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即审之罪与可诉之罪的区别将在下面第2章5. 治安法官中解释，在治安法官审理案件时，他们把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合于一身：他们决定提出的任何法律问题（由身为律师的书记员帮助）；决定事实；对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依据诉状审判的内容更容易解释这些不同的功能，但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简易审判。
如果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服罪，那么陪审团就无作用可发挥，并且进入定罪阶段。服罪的被告人可能受到服罪事实的影响而很可能导致较轻的判决。也可能是如果对较轻罪服罪那么检察官将不进行较重罪的指控；此即平常所谓的“辩诉交易”。如果被告人不服罪，那么法官和陪审团就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法官有义务保证审判依据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进行，本质上这是个繁重的任务。法官的功能在于向陪审团解释法律：这是法官在陪审团退席考虑裁判之前向陪审团所做的总结的重要部分。如果在审判期间，检察官，辩护人，或法官自己提出法律问题，那么法官就必须对此作出裁决。陪审团必须从法官处获得法律。被告人可能在裁判后通过上诉至上一级法院向法官对法律的裁决提出挑战。治安法官对法律所作的判决总是可以在上一级法院中受到挑战，或者是王室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判决，因为只允许它考虑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但是，有时如果被告人被指控重罪但包含着较轻罪的要素那么陪审团可以转向作出较轻罪的判决。例如被告人被指控谋杀，如果陪审团判定尚未证明被告人有杀害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那么它就可以判决被告人过失杀人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告知陪审团。说陪审团根本不关注法律不是事实。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裁决”就仅仅是陪审团认为发生了什么的一系列事实陈述。裁决是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
陪审团功能的重要方面在于决定发生了什么：例如，证人是否讲述了真相；或者是被否定的鉴定是否可靠。“发生了什么”不仅包括行为（被告人所做的）也包括涉案人员的心理状态，特别包括被告人。例如在强奸案中，陪审团不得不决定性交是否发生；那时被害人是否同意（她的心理状态）；还有，如果她没同意，被告人是否知道她没同意（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经常被称为主观问题（见第1章4）。当然，陪审团不能看到心理，而且即使可以，那也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审判时的心理状态。所以陪审团就不得不依赖外在的证据，包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周围的情况。有时从事实得出的推断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被告人用枪近距离的指着被害人，然后开枪，陪审团很容易推断被告人至少意图伤害。但是这种推断可能被其他证据替代（见例Lamb），而重要的是记住陪审团最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而不是陪审员自己所认为的。
陪审团不仅处理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同样要求它决定“处在这种情况中的理性人会做什么？”或者“理性人会称这本书为色情读物吗？”等问题。当刑法造成这些问题时，就会设置客观标准，陪审团作为理性人的代表评价和运用这些标准。陪审团以被告人违反理性人会做什么和想什么的看法衡量他的行为。
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这样做的利弊将在本章的热点中讨论。

2-4 证明责任
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虽然看证据被告人似乎有罪，但在证明有罪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Woolmington案）。检察官必须证明案件超过合理怀疑，法官必须引导陪审团除非确信所有的犯罪要素都已证明否则就不得定罪。“超过合理怀疑”一语是表达陪审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思想的习惯方式。它比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高，如疏忽大意的行为，仅要求“概率平衡证明”：结论是原告的事实陈述要比没有更可能。因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很可能相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但是如果对他有罪还有某些怀疑那么仍可以宣告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没有犯罪的罪责，但是要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不能直接定罪，因为只有陪审团才能认定事实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但是法官可以恰当地说“如果你发现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应宣告无罪，但是如果你发现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就应定罪”。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无罪：有时法官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即使陪审团相信检察官证据中的每一个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定罪正当。法官同样保证遵守证据规则并且可以排除那些不可采用的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宣告诉状指控的某一犯罪（“罪状”之一，指控的一个犯罪）不成立而把其他的留给陪审团。有时这可以通过说检察官既有举证责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留给陪审团的案件—也有证明责任—证明超过合理怀疑而得到解释。举证责任在于使法官满意，证明责任在于使陪审团满意。
这两种责任总是给予检察官吗，或者有时它们可以给予辩护方吗？重要的在于记住已述原则：在审判结束时，为了获得定罪，检察官就必须证明所有的犯罪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反驳被告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辩护理由，诸如缺乏故意或明知，自我防卫，激怒，醉酒，胁迫等等。如果这样的辩护由检察官依事实提起，那么法官将依据有关辩护的法律引导陪审团思考。如果辩护理由未由检察官的证据所揭示，以及如果检察官未使法官拒绝让陪审团考虑该辩护，那么被告人有责任举出足够的辩护证据向陪审团证明留下辩护理由是正当的。这仅是举证责任：被告人不必证明辩护理由。多少证据才足够取决于辩护理由的性质。如果被告人否认犯罪要求的明知或故意，那么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给陪审团了。但是在无意识行为案中，例如，被告人声称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法院就要寻找医疗证据来支持被告人自己的供词（见第3章6）。如果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辩护证据，那么他使自己处于定罪的危险中，因为检察官更容易履行证明责任了。如果法官将辩护交于陪审团，那么检察官为了获得定罪就有责任反驳该辩护。
该规则有一例外（虽然我们将在第19章讨论认为这些例外违反了《1998年人权法案》的观点）。在证明某人患精神病前推定其精神正常，所以如果被告人提出普通法上的精神病辩护或法定的减责辩护，那么他就有证明责任，这两者均否定被告人的法律能力（见第10章和15章对这些辩护的讨论）。也有法律创立的犯罪明确地将证明责任给予被告人的情况（见Healy,1987）。在给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所有案件中，要求的证明标准比对检察官的要求低：是概率平衡证明，而不是超过合理怀疑。
让我们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一例。Jack被指控谋杀Jill并且不服罪。检察官必须证明谋杀的要素：Jack致使Jill死亡，Jack意图谋杀Jill或者至少意图导致Jill严重伤害。检察官举出Jack在离Jill四码远处用左轮手枪向Jill开枪的证据。这可能包括证人看见事件的证据以及法医的鉴定证据，诸如在Jill身上找到的子弹与Jack的左轮手枪的子弹一样。检察官也需要证明枪击致使Jill死亡，这就是尸体解剖的医疗证据。然后检察官需要证明Jack的心理状态：Jack意图杀害或者严重伤害Jill。检察官可以根据Jack在那时的行为（Jack近距离枪击Jilly,陪审团可以推断出对其行为唯一可信的解释是他意图杀害她）或言词来判断。还有其他间接证据，诸如有关动机的证据（例如Jack可从Jill那里接受大笔遗产）。
在检察官陈述后，被告人可以提交“无须答辩”，主张检察官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法官必须决定是否所有的证据都对Jack不利，换言之，如果证据可以相信或没被否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如果被维持，那么法官就会让它继续：他不直接宣告无罪，因为检察官将满意地履行举证责任。面对“可以答辩”，Jack就有选择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拒绝辩护，而不对检察官的证据作另一番解释。这是可能的，但与无罪辩护不合，并且可能意味着定罪。因为陪审团没有理由怀疑检察官的证据。定罪不是不可避免，因为陪审团没有义务相信检察官的陈述无可挑剔而且可能认为对Jack有罪仍有合理怀疑。
Jack可以反驳有关他枪击Jill或者枪击导致死亡，或者他意图伤害Jill的（或者所有这些）检察官证据。或者Jack可能承认这些事实，但提出辩护理由：主张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是自我防卫；或者是可宽恕的因为Jill激怒了他使他失控。他必须举出证据，包括自己的供述支持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的举证责任，如果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和对同意的事实没举出证据）法官不会让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如果辩护理由交于陪审团，检察官除证明指控谋杀的所有要素外，还必须反驳辩护理由（例如Jack在自我防卫）。如果Jack以精神病或减轻责任辩护，他就必须依据该辩护的法律定义证明它。
辩护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告诉他们检察官必须证明的犯罪要素，并且概括证据。法官向陪审团指出案件的问题，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的分歧，并且解释证明责任。然后陪审团决定事实（发生了什么？），将法律适用于事实（这是谋杀吗？）从而得出结论。

2-5 犯罪分类
划分犯罪的基本分类是诉状审判之罪，简易审判之罪，和可以前任一方式审判之罪。第一类是较严重的犯罪，诸如谋杀，过失杀人和强奸。它们在王室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前审判。相对较轻的犯罪诸如许多交通犯罪，属于第二类，由有限判决权的治安法官审理。第三类是那些像偷盗等依据情况严重性可相当不同的犯罪。它们既可诉状审判又可简易审判，选择在治安法官法庭作出。治安法官或被告人可以主张诉状审判；只有当他们达成协议时才可进行简易审判。对治安法官而言，选择取决于指控的严重性，如检察官陈述中所表明的，以及案件看上去是否可能提出最好能由法官决定的法律难题。对被告人而言，选择取决于许多事实：简易审判更快更便宜（这可能很重要，如果被告人被要求对法律援助作出贡献）；虽然治安法官可以，如果他们已判刑，决定将判刑的罪犯交于王室法院，但是王室法院可以作出更重的判决；特别是如果辩护在于反驳警察证据，那么治安法官更有资格定罪。两种审判适用的程序不同，判刑权不同，上诉权不同，但是无论被告人是在王室法院或治安法官法庭被审判，犯罪（本书所涉及的）的定义不变。
更早的分类是重罪和轻罪。这种分类已由《1967年刑法法》废除，在此提到仅因为有时对重罪和轻罪作出判决时仍可参考，否则可能让人莫名其妙。《1967年刑法法》也创立一个可逮捕之罪的概念。现在这在《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得到了界定，该法包括了所有最高刑五年以上的犯罪（也包括某些其他的特定犯罪）。当某人在实施可逮捕之罪时，警察和公众均可以进行无证逮捕。警察对可逮捕之罪和非可逮捕之罪有更广的权力（《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s.24与s.25）。

2-6 刑罚
与讨论犯罪行为的定义相比，刑罚理论更关注讨论量性，在本书中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讨论量刑。但是犯罪的定义及其刑罚是有联系的。很少能找到认为有罪的被告人不适合于惩罚的情况。国家为什么应该惩罚犯罪人的主要理论很出名并且已有许多有关犯罪学和量刑的著作详细地讨论，但是可以简略地概括它们。一种理论是矫正论—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改造犯罪人以便其不再犯罪。另一种理论是预防论—通过刑罚的威慑预防犯罪人和其他潜在犯罪人犯罪。还有一种理论是无能力论—应该阻止犯罪人犯罪，典型的是通过监禁阻止犯罪。目前的主流理论是“该当”或报应理论。该理论认为被告人应受到适合于他们应受谴责程度的刑罚，这是《1991年刑事司法法》背后的主要哲学依据，该法是主要的量刑法之一。在刑罚史的不同历史阶段，量刑均在这些理论间摇摆，毫无疑问的是四种理论都影响者量刑者，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冲突。

2-7 法律改革
修改刑法，像其他法律一样，取决于《国会法》。在近三十年来，国会十分依赖于两大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1959年设立的刑法修改委员会；和1965年设立的法律委员会。两委员会的报告经常附带着可能形成立法基础的法案草案。这些成功的报告，纯粹以它们是否已被实现来判断，已经混合；一些，如刑法修改委员会有关偷盗罪的报告（1966年，Cmnd2977，第8号报告）或者是法律委员会有关未遂犯的报告（1980年第102号），都已经实现；其他的，如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因素的报告（1978年，第89号）以及最近法律委员会有关刑法典的报告（见第2章8），也已实现。
在设想进行较大的法律修改时，就设立了皇家委员会。一个例子是，皇家委员会1981年有关刑事程序的报告最终产生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法律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希望制定刑法典。

2-8 有关刑法典的建议
2-8-1 法典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