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关于处罚价格违法行为的补充规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保证国家物价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贯彻实施，维护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物价，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及本省有关政策规定，对《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特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二条 省、地、市、县（区）物价检查所，是主管检查处理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价格监督检查和处理价格违法行为的职权。职工物价监督站（组）和街道群众物价监督站（组）是群众性的物价监督机构，按照市、县人民政府或物价部门的授权，对权限范围内的价
格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处理；对权限范围之外的价格违法行为，可以协助当地物价检查所检查处理。
第三条 价格违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所得，以国家规定的商品价格或收费标准为依据计算。生产、经营者的实际销售价格和实际收费（包括价外附加）高出国家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的全部金额，均为非法所得。价格违法单位和个人在违法行为中增加的成本费用不能从非法所得中扣除，
降价所造成的降价损失也不能与擅自提价的非法所得相互抵补。
第四条 价格违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所得，凡应该退还，且又能够退还给购买者的，物价检查所应责令其向群众播发广告或张贴布告，在规定期限内，将多收价款退还给购买者。违法单位如果拒绝办理退款事宜，物价检查所可代为办法，但退款中发生的广告费、人力及其它费用一律由
违法单位负担。
不应退还和无法退还购买者的非法所得，由物价检查所收缴财政。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其非法所得不退还购买者：
1、价格违法单位或个人销售给商业、物资等经营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并用于出售的商品的非法所得；
2、购买者已计入生产、经营成本，或已转嫁出去的非法所得；
3、购、销双方串通提价以及购买者抬价争购的；
4、购买者无购货凭证或收费据的；
5、购买者在规定期限内没有领取退款的；
6、共它不应退还和无法退还购买者的。
第六条 无论那一类价格违法行为，其非法所得除退还购买者的部分外，其余全部收缴财政。罚没款数额巨大、一次收缴确有困难的单位可由其订出交款计划，经物价检查机关批准，分期收缴。个别因企业破产等特殊原因其非法所得难以如数收缴的单位和个人，须报经上一级物价检查
所批准后可酌情减收或免收。未报级上一级物价检查所批准不得擅自减免。
第七条 价格违法单位被收缴的非法所得及退还购买者的价款，在财务处理上应抵减付款年度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收缴非法所得时，其中包含的各项已交纳税、费，一律不得从中扣除。对企业事业单位的罚款应当在自有资金、预算包干经费或预算外资金中列支，不得计入生产成本
、流通费用或者按经费报销。
第八条 对于在处罚决定通知书规定期限内拒付罚没款的单位和个人，物价检查所有权向其开户银行发出《委托银行扣缴罚没款通知书》，由开户银行强行划拨。如果其银行帐户余额不足，则应视同税款的扣款办法有款即扣。
价格违法单位或个人如对强行划拨罚有异议，由物价检查机关负责解释，开户银行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办理或借故拖延办理划款手续。
被处罚单位和个人在处罚决定通知书规定期限内没有缴纳的罚没款，按超过期限天数计算，每超过一天，加收所欠交罚没款金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九条 对银行内无帐户，或者银行帐户内无资金的，经物价检查所负责人批准，有权将价格违法单位或个体工商户所生产、经营的商品折价没收，交由指定的单位变卖后抵缴罚没款。折价原则是：生产企业一般按出厂价折价，商业批发企业一般按调拨价（或批发价）折价，零售商店
和个体户一般按批发价折价，但滞销商品可适当从低折价。
第十条 被处罚单位和个人对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申请复议。群众物价监督组织查处的价格违法行为，被处罚单位和个人不服的，向所在地的县（区）级物价检查所申请复议。
被处罚单位和个人申请复议价格违法案件，在提交复议申请的同时，须向受理机关预交价格违法案件复议费。待复议决定作出后，维持原处罚决定的案件，复议费由申请复议者负担，申请复议理由基本成立，原处罚决定被撤销的，复议费由原处理的物价检查所负担。变更原处罚决定违
法事实被部分否定的，复议费按比例由双方共同负担。各级物价检查所的复议费收入应专户储存管理，用于复议案件的费用补助。
第十一条 各级物价检查所检查处理价格违法案件必须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对于下级物价检查所业已查清，但因种种原因久拖不作处理（指自问题查清之日起在三个月内未作处理），或虽作处理但执法不严，处罚过宽，不足以起到惩罚教育作用的价格违法案件，上级
物价检查所有权调阅案卷直接处理或重新核查处理，罚没款由上级物价检查所收缴其同级财政。
第十二条 《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中已有明确规定，本规定再无具体补充的，均按《处罚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陕西省以往有关文件的规定，凡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的，即同时废止。本补充规定由陕西省物价局负责解释。



1989年5月26日
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的匮乏

李克垣

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成为了人们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在城市社区更是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寻求公力救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在社区纠纷矛盾方面，很多人却失望地发现寻求公权力并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一现象可称之为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的匮乏。让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上海市北京路某弄的张某（女性，50多岁）与邻居倪某（男性，40多岁）因使用公用部位在厨房发生激烈争吵，倪某出拳击打张某，张某遂即拔打“110”报警，警察到场时打架已结束，看到现场仅有他们二人，张某确实受伤，但倪某不承认是自己的打的，纠纷发生过程中也没有其他人目击。警察给张某开出验伤单，张某去验伤其结果构不成轻伤，但医治费花去600多元。张某要求对方赔付，对方拒不承担责任；找派出所，警察认为没有证据能认定是倪某所打，无法处理，让其找街道调解；调解要双方自愿，倪某拒绝参加，遂调解不成；到法院咨询起诉，法官认为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对方责任，打官司也没用。张某不仅白白挨打，而且医药费也得不到赔偿，非常地不满和愤恨。
类似这样的案件并不是特例，社区内常有发生，受害人寻求公力救济的结果，通常是找了所有能找的部门，最终问题也不能解决，最后要么选择忍气吞声，要么选择以暴制暴，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当事人最后把怨恨都迁怒到政府头上，经常说“只有打死打伤了人，你们才管呀！”事情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民转刑案件占了刑事案件的一大部分。城市社区公力救济真的匮乏吗？
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目前城市公力救济的情况，对现代城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做一个实证的逻辑分析，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按一般法理，公力救济可分为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即是通过诉讼由法院审判来获得救济。行政救济对于民间纠纷而言主要是公安机关处理和司法行政机关调解。按照本案中当事人张某寻求救济的顺序，我们逐个来进行分析现有的公力救济手段：
第一个是公安机关，确切地说是派出所的救济。当事人碰到冲突性纠纷第一选择是拔打“110”报警，警察是最先接触纠纷的，如同本案。警察处理这种民间纠纷的操作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则可以进行调解，赔偿受害人；但大多数情况对方不承认打人或进行过其他损害，如同本案，这时如果受害人要求作笔录，警察则对双方作笔录（一方指认对方打人，对方认为自己没有打人的陈述分别予以记录，注意这样的笔录在证据上基本没有价值）；如果当事人有外伤，由派出所开出验伤单，受害人可以去验伤，去医院治疗，费用都由受害自己承担。按职责规定，至此警察的职能全部履行完毕。很明显，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救济——惩处加害人、赔付损失。很多受害人要求派出所做出纠纷责任认定（像交警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一样）也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派出所有这样的职责。当然如果构成轻伤及以上伤害就成为刑事案件，受害人获得公力救济属于例外的情形。
第二个是基层司法科（所）的救济。得不到赔付的受害人继续找派出所，派出所通常建议其到街道请求调解。虽然司法行政机关的调解事实上是行政调解，但适用是却是人民调解的规则，其性质处于模糊状态。而人民调解的原则之一就是调解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受害人提出调解申请，司法助理员会去寻找受害人指认的加害人，此时加害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打人或有其他损害行为，会拒绝参加调解。按规定，此时调解工作结束，一般会建议当事人寻求诉讼途径解决。受害人在司法行政机关这里也没得到救济。
第三个是法院的司法救济。对于这种邻里侵权纠纷，法院经常托辞不肯受理。在当事人递交起诉书坚持要起诉的情况下，法院受理后，处理结果通常有以下几种：（1）被告拒绝签收开庭通知书，甚至以某种方式威胁法院。对此情况，法官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当事人撤诉，在法官的压力下，当事人往往选择撤诉。（2）被告出庭，但不承认自己有侵权行为，由于原告不能提供目击证人，法院可能会去调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所做笔录，但派出所笔录是各说各的，什么都证明不了。保守的法官一般会判原告败诉。（3）法庭依证据优势规则，判定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一般就是赔付医药费，但精神损失赔偿是得不到支持的。对于侵害事实持续存在的，如被告占用公用部位的案件，法庭比较容易判定要被告排除妨碍。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被告基本上不会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但或者由于没有可执行标的或者原告提供不出被告的可执行财产，基本上都执行不下去，最终会不了了之。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所寻求的最后的公力救济途径——司法救济，其三种可能的结果，受害人同样都得不到赔付，更不要说惩罚加害人了。司法救济在处理民间纠纷上是无效的。
一般说来，公力救济途径至此已经结束。但在城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受害人在寻求完所有公力救济途径或者某一个救济手段后得不到救济时还可以信访，特别是上访。但受害人通常也得不到实际的救济，除非是那种时间、精力、钱财都非常充裕而且韧性很强的当事人才有可能获得的。寻求公力救济的过程中，当事人需要花费精力和钱财就不必说了，单是走完这些程序也需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有多少当事人能耗得起，大部分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实证分析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城市社区公力救济手段是有的，但在处理突冲性民间纠纷方面基本上是无效的，所以从居民的角度来看是匮乏的。这种局面，不仅使受害人权利得不到恢复，导致冲突可能加剧，而且还在事实上鼓励了加害人的行为。城市社区内确实有一些人深谙目前公力救济的处理之道，就故意经常性地有控制地侵害（如在没其他人时候打你几拳但又不打伤你）没有私力救济能力的人（如老年人、体弱者等）或者基于理性不愿实行私力救济的人，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行为不会受到惩罚，打了你也白打。显然，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也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能够容忍的。
如何解决城市公力救济匮乏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考虑：一是重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独立，实现审判与执行的分离，以国家强制力确保判决的执行，树立起司法权威。在短期内，上述理想目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要提高法官素质，使案件的受理、审判、执行方面都朝着实现社会正义方面努力。二是对现有的行政救济办法进行修正。在公安机关的救济方面，要对警察的权力、职责做出一个恰当的定位，明确赋予警察对侵害人的询问、调查、训诫、处罚的权力，以及“110”出警取证的责任，对警察的不作为行为也要予以处罚。三是除了加强司法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有一个补充的路径，就是在私力救济和公务救济之外发展社会型救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途径。长宁区出现了“李琴调解工作室”等准专业化组织，我区石门二路街道也将建立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以适应矛盾的对抗性越来越强的状况，加强对复杂、疑难纠纷的化解力度。



2005年4月22日 一稿
2006年10月22日 二稿
李克垣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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