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争议的若干法律问题

潘伟梁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享受工伤待遇问题引起的争议为工伤争议，在劳动争议中占较大比重。工伤争议从发生争议的原因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对伤残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存在分歧，由此对受伤一方能否享受工伤待遇产生争议；二是双方当事人对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但对发生的伤残是否属于因工伤残存在分歧，由此对受伤一方能否享受工伤待遇产生争议；三是双方当事人对存在劳动关系和因工造成劳动者伤残均无异议，但对劳动者一方的伤残程度存在分歧，由此对劳动者应享受何种工伤待遇产生争议。从争议处理的程序看，根据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工伤争议的处理，采取先仲裁后诉讼的审理体制，即当事人应先申请劳动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法院起诉。关于工伤争议，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能够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条件。实践中，不少工伤争议的争议焦点就集中在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下文所称“劳动关系”，均是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平时，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属于何种关系往往并不在意，唯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为要，但一旦发生伤害事故，由于影响到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双方当事人便会围绕双方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发生争执,这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时有发生。
在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上，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一个难点。尤其是当劳务关系的主体一方是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与劳动关系很相近，从现象上看都是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从理论上讲，劳动关系是劳动力提供者（即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即用人单位）之间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具有隶属性；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在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根据理论上的异同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并非易事。可以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说明：某服装企业有一排破旧的工棚需要拆除，即雇用了附近村子里的数名民工来拆，双方言明拆棚工具由民工自行准备，完工后由企业支付给民工报酬800元。在拆棚的过程中，民工李某从棚顶摔下致残，经劳动鉴定为伤残4级。李某向企业提出，要求享受因工致残的待遇。因企业认为与李某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拒绝了李某的要求。李某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本案在劳动仲裁以及法院的一审、二审中分歧很大，焦点问题集中在企业与李某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英国法院关于雇员与独立承包人的区别标准值得借鉴。雇员是受雇主雇用的人，独立承包人则是自我雇用的人。在19世纪，英国法院认为，如果某人不仅可以指使他人应该做什么而且可以命令应该怎么做时，前者便是雇主，后者便是雇员；但雇主委托独立承包人工作时，则无权过问其行事方式。这时的法院是用“控制标准”来区别雇员和独立承包人的。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日趋专门化，许多雇主实际上已不能命令其雇员按什么方式工作，仅凭这一标准显然已不能进行正确判断。20世纪中叶，英国大法官丹宁（Lord Denning）提出了另一个标准，他认为，雇员所从事的工作是雇主业务的组成部分，而独立承包人的工作虽然也是为该业务做的，但只不过是其附属部分。这个标准在法律上被称为“组织标准”。例如，医院如没有护士便不能称为医院，因此护士是医院的组成部分；而出租车司机相对于乘客而言则只能是独立承包人。“组织标准”存在的问题是对何为“组成部分”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定义，因此仅以该标准仍很难进行正确判断。目前，英国法院的做法已不仅仅限于上述两个标准，而是考虑各个相关因素，包括控制和组织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我们认为，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标准问题上，应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在理论上应采取综合评判的标准。综合评判，应着重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控制因素。看双方当事人是否有隶属关系；二是组织因素。看劳动者一方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另一方作为某一组织生存所必须的业务；三是工具因素。看劳动者一方从事工作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的归属，如工具属劳动者，往往属劳务关系；四是工时因素。看劳动者一方是否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如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往往属劳动关系；五是报酬因素。如报酬是按月或按周等支付给劳动者，往往是劳动关系；六是假期因素。如劳动者可以享受休假，往往为劳动关系；七是福利因素。如劳动者可以与其他职工一样享受单位福利，往往为劳动关系。
其二，在法律上应采取法律相关规定的标准。这里所谓的法律的相关规定，主要是指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劳动法》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劳动法》执行。可见，对于一般的民事雇用关系（如家庭雇用保姆）等，尚不属于劳动法调整。另外，如单位一方属于非法用人主体的（例如，未经依法登记而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与被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属于劳动法。这两种情况中，如劳动者一方因工作原因造成伤残的，不能根据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享受工伤待遇。
关于上述拆工棚的案例，综合以上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我们认为，该服装企业与受伤民工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李某不能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享受因工致残的待遇，而应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寻求法律救济。
二、关于工伤认定问题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劳动者所遭受的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将成为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关键。工伤认定，首先要明确认定主体的问题。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很明显，在一般情况下，认定工伤的权限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异议。然而，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工伤待遇问题发生争议，劳动者直接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究竟由谁进行工伤认定以及对认定结论不服如何寻求法律救济的问题，却值得探讨。从现行有关规定看（具体而言，是根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函复），在当事人已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如双方对是否属于工伤存在分歧，应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委托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并根据委托认定结论作出仲裁裁决；同时，如当事人对劳动保障部门所作的委托认定结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中，有两方面的问题颇值商榷。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无权作出工伤认定，而必须委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认定？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理由是：1、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法律以及即将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之所以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与工伤保险的实行不无关系。假如不实行工伤保险，那么就不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劳动者因工伤残的相关待遇，而完全由用人单位支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显然无须把住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关口，如双方当事人就是否属于工伤发生争议，直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即可，是否有必要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来进行工伤认定，就很值得推敲；2、工伤认定不像劳动能力鉴定那样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在仲裁程序中，没有必要将工伤认定的职能专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有；3、工伤认定属于对劳动者伤残性质的认定，是在查证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事实认定，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劳动者所造成的伤残是否因工引起等。劳动仲裁就其性质而言，具有准司法的性质，本身就担负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的任务，如果在仲裁程序中，将上述事实的认定权完全交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仲裁显然将失去应有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按照现行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委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如当事人对委托认定结论不服，究竟能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我们认为，答案也应是否定的。理由是：1、根据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法律以及即将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应由所在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等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一般情况下的工伤认定，属于行政管理相对人依声请的行为；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劳动仲裁机构委托进行的工伤认定，不属于依行政管理相对人声请而实施的行政行为，显然与一般情况下的工伤认定不同。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委托作出工伤认定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受托行为，直接对委托人即劳动仲裁机构负责。这种受托行为，应为仲裁机构的仲裁行为所吸收，两者不应是并列的关系。因此，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委托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不应另生独立的法律救济途径而允许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3、有关允许当事人对受委托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现行规定，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混乱，且出现了一些法律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允许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仅仅是赋予了当事人一种权利，不仅当事人是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尚处于或然状态，而且何时提起也是个未知数。如果当事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依据委托认定结论所作的仲裁裁决后，均未就该裁决向法院民事诉讼，而是就工伤认定结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就有可能出现生效的仲裁裁决与行政复议决定和法院的行政判决相矛盾；如果当事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依据委托认定结论所作的仲裁裁决后，就该裁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又就工伤认定结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又可能出现同一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同时审理基于同一事实的工伤案件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判决相互矛盾的尴尬局面，从而造成案件审理体制上的混乱。
三、关于伤残等级鉴定问题
在双方对存在劳动关系和因工致残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伤残等级成为劳动者享受何种工伤待遇的决定因素。确定伤残等级的方式是劳动能力鉴定，然而，谁是有权鉴定机构，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的问题，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未进入劳动仲裁或诉讼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伤残程度按规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如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鉴定结论的鉴定委员会申请复议；对复议结论仍然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二是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工伤待遇问题引起争议而进入劳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伤残程度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并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鉴定结论作出裁决；如果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委托鉴定结论不服的，只能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仲裁委员会决定是否重新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当事人无权擅自决定进行重新鉴定。从实践中看，在上述两种情况，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鉴定，一般均是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的，对谁是有权鉴定机构没有异议。三是在当事人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而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法院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往往会出现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况，对于法院的这种委托行为，究竟应如何看待呢？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法院作为拥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理应有权选择鉴定机构；另一种观点认为，法院选择鉴定机构，应受一定限制，只能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不宜委托其他机构进行鉴定。这些不同意见，已在实践有所反映，甚至出现了在劳动仲裁程序中仲裁委员会依据委托省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作出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诉至某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另行委托县级司法鉴定机构重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依据新的鉴定结论作出判决的案例。
我们认为，就工伤争议案件而言，鉴定结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鉴定机构的选择，必须确定明确的原则，不能随意为之，否则势必造成裁判权行使上的混乱。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正确执行《民事诉讼法》，必须明确劳动鉴定委员会是否属于法定鉴定部门。事实上，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劳动者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在我国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原政务院1951年公布、1953年修正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而致残废者，其残废状况的确定与变更，由残废审查委员会审定。该“残废审查委员会”即为后来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今年4月颁布、将于明年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也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法对劳动者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作了明确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属法定的鉴定部门。因此，法院在审理工伤争议案件中，对于劳动者伤残程度问题，应当委托法定的鉴定部门即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不应另行委托其他机构鉴定。



“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破对策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贺轶民
联系电话：010-65014161

行受贿犯罪的双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可以适用于一个简单的罪犯行为模型：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 。因此，任何功利主义者的行受贿行为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他们只关心一个人怎样在不同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对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不予关心（除了间接的）。换句话说，受贿方只关注个人在受贿前后的自身满足，行贿方也只关注个人在行贿前后的利益差别，两者的关注是单方的、直接的，尽管也不排除他们对另一方收益和成本的粗略估算，但核心思想还是本体的价值取舍，只是最终基于对利益选择偏好的不冲突才完成行受贿交易。立足对这一犯罪模式的逻辑缺陷的深入考量，我们便能以审慎的态度对侦破行受贿犯罪做出一个全新的策略选择和制度反思。
一、“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是以侦破方案设计为基准而进行的客观性评价，而不是指普通视角下案件所呈现的一般性特征。在这一基准下，案件所体现的功利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和其他单方行为即可完成的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 。
1、行受贿双方关系存在一定的稳固性。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受贿的法律风险迫使双方在进行行受贿交易时必须谨慎。因此，一般来说，行受贿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与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性相关。

图1
如图1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完成交易的可能随着双方关系稳固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也就是说，双方关系的稳固度越差，行受贿的风险显示越高，行受贿交易完成的可能性就越小。
2、有利益的连接点。由于行受贿双方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因此双方的利益选择必然要有一个连接点。在这个连接点上，行贿方过低或者过高的贿赂都不能促成交易的完成。如图2所示，行贿方和受贿方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两种本来就在不断试探的利益最终在连接点处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结合。
图2
3、行受贿交易过程的渐进性。一个行受贿交易的完成，常常要经历接触、试探、行贿、获利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都要求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支持，具有相应的连续性，并且在相关的事项上会产生对应的影响。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缺损，都会加剧行受贿的外部表象，有时更会造成行受贿交易链的断裂。比如，获利阶段的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维系行受贿的利益连接点不再存在，很容易引起交易的暴露。
二、宏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一对一”行受贿犯罪由于存在以上的显著特征，据此而建构的侦查基础策略必将突出功利主义的思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双方关系的稳固度入手，着眼于利益的结合点，打破双方对利益获取的平衡，结合行受贿推进过程的相关信息，切断他们的利益链条，造成双方关系的崩溃，从而实现追诉意义上证据的法律真实。
1、模糊侦查理论的应用。
模糊侦查理论源于模糊数学 ，它是由侦查思维具有鲜明的模糊性所决定的。比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某规划局长在批准某公司房地产建设项目当中具有受贿嫌疑。反贪局根据此举报信只能得出一个模糊印象，是否存在受贿事实、具体的受贿数额、受贿手段等等都存在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实践当中此类模糊的举报是很难查实的，原因就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根据模糊侦查理论，我们可以对此设定一个模糊的侦查方向，那就是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为行贿人，对有可能出现的行受贿方式进行模糊化处理，用模糊的形式表现精确的内容。具体的办法是综合分析房地产领域的商业操作规则，初步判断出举报线索的模糊价值，然后再视举报是否署名进一步寻找案件的支撑点。比如，如果是署名举报，可以利用举报者的具体情况充分挖掘举报者的知情信息，先将信息点模糊处理，再从房地产业界内利益人的竞争对手中逐步印证。如果是匿名举报，可以从举报信的行文、措辞、叙事的逻辑结构、对事件的了解程度等模糊地抽象出举报人的大概形象，得出举报内容的一个模糊的可信度、可查度，然后再深入到相关房地产行业，以竞争者的角度参与竞争。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个行受贿的内幕往往就是在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模糊处理的技术手段，才能逐渐掌握精确的一线证据。
2、博弈理论在侦查中的应用。
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标准的两人协调博弈。如表1：
受贿人
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
行 贿 10，10 -8，0
不行贿 0，-8 4，4
表1
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行贿的同时受贿人受贿，双方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行贿人行贿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可能因此遭受到8个利益单位的损失。行贿人不行贿而受贿人受贿（索贿），则受贿人有可能遭受8个利益单位损失。如果行贿人不行贿、受贿人不受贿，双方虽然在贿赂问题上不能获得利益，但是有可能各获得廉洁期待利益4个单位。行贿人和受贿人选择的战略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对方怎么选择。如果行贿人确信受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受贿，则行贿人也将行贿；如果受贿人确信行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行贿，则受贿人将受贿。每个人获利的兴趣不冲突，但只有在对方选择最优反应时才有效，而实际上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没有谁能确信对方会行贿（或受贿），除非事先双方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用P1表示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则1?P1为不受贿的概率。不论受贿人以多大的概率P1受贿（或者不受贿），10×P1加上-8×（1－P1）的数值就会相应地决定行贿人是否行贿，如果这个数值大于4（行贿人不行贿的收益），即 P1的值大于2/3，也就是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大于2/3的话，行贿人就有可能会选择行贿。据此，我们可以在行受贿双方如何达成稳定的协议上寻找到侦查的突破口。具体地说，需要综合分析影响受贿方受贿概率形成的因素，影响行贿方抛出行贿邀约的因素，以及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等等。
3、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的区别策略
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不同，对应的侦查策略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达成完整的行受贿交易，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必须突破一个临界点 。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行受贿，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信任度太低会直接影响到前述博弈协议的达成，从而危及这一行为的安全。我们所讨论的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都是指超越了这一临界点的稳固度。
有的行受贿交易虽然超越了临界点稳固度，但是基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功利性、非道德和违法性，这种稳固度不可能达到与血缘、近亲属相同的稳固度，因此，面对强大的法律攻势还是会不堪一击的。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稳固度稍差的行受贿交易，往往基于对法律的有限认知，能够很快在隔离状态下做出如实供述，对应的侦查重心则是保护和巩固这种供述，不能造成证据审前的反复。有的稳固度较强的行受贿交易，则不能轻易接触，必须要在充分掌握交易的核心内容后才能行动。
4、从证据到“证据树”的侦查过程
“一对一”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方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的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是行贿人翻证现象的出现，就必须对证言和供述的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要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环环相扣的树状证据体系。
5、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的把握
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对案件的突破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一起医药系统的行受贿案件当中，检察机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交易证据，就和行贿嫌疑方过早地接触，想通过向行贿人单方面施加压力达到案件突破的效果。但是检察机关难以就关键环节深入震慑行贿嫌疑方，最终也不能迫其就范。结果行贿嫌疑方离开检察机关后迅速调整策略，很快和受贿嫌疑方加固了攻守同盟的关系，使得案件难以进一步推进。因此，行受贿案件在立案前的初查工作要高度保密，只有真正掌握了至少一个行受贿交易的核心信息后，才能接触行贿方。接触行贿方后，要采取两种方案进行充分防范。一种方案是通过核心信息的作用，达到了突破行贿方的效果，然后果断立案，立即跟上相应的强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接触受贿嫌疑方；另一种方案是做好突破不了行贿方的准备，则要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紧密监视行贿嫌疑方和受贿嫌疑方的接触行为，进一步控制事态的发展。
6、行贿人的争取与转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行受贿案件侦查实践当中，要充分使用这一法律规定，在掌握追诉的主动下，利用行贿人功利主义者的思维特点，争取行贿人的主动交待，从而割断行受贿的利益链条，形成对受贿人的证据封锁，最后迫其就范。但是，在采用这一策略时不能贸然，必须是在牢固掌握追诉行贿人主动权的优势前提下才能进行，否则，一旦陷入讯问僵局，检察机关难以打破这种不利境况，反而容易造成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的被动局面。
7、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行受贿案件的侦查工作尤其要注重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整个侦查部署必须严格置于一个完整的侦查系统内，各个侦查步骤之间的衔接要紧密。在没有后一步乃至后几步的侦查方案之前，不要轻易启动前一步的侦查方案，否则有可能造成打草惊蛇的局面，反而将案件发展的进路逼近绝境。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著名论断，在现代系统学的视角下，这根源于整体中存在着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行受贿侦查的系统方法就是要始终把行受贿当成一个整体去对待，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行受贿的发展脉络，以此追求侦查的最优的整体功能，突出强调侦查的整体性、有序性和最优化。
三、微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1、不同年龄的嫌疑人。
不同年龄的嫌疑人，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审讯策略也应有所区别：（1）年纪较轻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浅，心理成熟度不够，对犯罪后果考虑不多，情绪稳定性差，对审讯会有害怕、畏惧的情绪出现。侦查人员应抓住他的这种特性，在第一次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时就快速切入主题，以强大的心理攻势将其脆弱防线一举击垮，并乘胜追击，促使其彻底交待问题；（2）年富力强性的犯罪嫌疑人，拥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自身的犯罪行为会有较长时间的思考，对犯罪后果比较清楚，负隅顽抗心理较重，抗侦查能力较强。侦查人员在讯问这类犯罪嫌疑人时，切忌拍桌子瞪眼睛大呼小叫，这样只会使其觉得侦查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加重其负隅顽抗的心理。正确有效的做法是不急着谈案情，而是从其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慢慢了解其心路历程，寻找突破口，从朋友的角度进行规劝，以渐进式的审讯方式逐步攻破其心理防线。并且突破后要迅速组织人力对其供述事项进行查证固定，防止其日后翻供；（3）临近退休的犯罪嫌疑人，即年老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丰富，对待他们首先要以尊重的态度进行讯问。否则，会严重刺伤他们的自尊心、产生顽抗到底的逆反心理，不利于案件的进一步推进。其次要找准其犯罪动机，与其交谈时要围绕其事业或家庭进行，并引导其回顾工作经历，唤起他本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类犯罪嫌疑人不易招供，但是招供后很少翻供，基本都会如实供述。
2、不同职位的嫌疑人。
针对不同职位的嫌疑人，侦查人员要有不同侧重：对待职位较低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除了要以胸有成竹的姿态进行审讯外，还可以适时抛出几个证据，让其心理失控；而职位较高的犯罪嫌疑人则疑心较重，中途突然出示证据的审讯方法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预期作用，侦查人员应将审讯重点放在着力营造一种深不可测的氛围当中，让犯罪嫌疑人摸不透侦查人员的底牌，越说越心虚，最后被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垮，不得不说出犯罪事实。
3、不同行业领域的嫌疑人。
不同领域的行受贿案件发案率有很大差别。一些行业规范比较健全、运作顺畅的行业，工作人员行受贿的几率就比较低；反之，则可能成为行受贿案件的高发行业。侦查人员在审讯不同行业的犯罪嫌疑人之前，要充分做好案头工作，全面了解此行业的权力运行模式和运行环境，了解犯罪高发行业的人员的普遍心理，对症下药，找出案件的关键所在，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讯问，给犯罪嫌疑人一种碰上本行业专家的感觉，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初次犯和多次犯的区别性对策
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初次进行行受贿犯罪，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往往最终会经历一个发展成熟期，而这之前则一般表现为处于犯罪心理的幼稚期。面对这类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必须快速行动，直接正面接触，争取在其犯罪心理的幼稚期形成面对面的强大攻势，同时配合进行迂回的疏导策略，不能单方面一味地激化其心理底线，造成鱼死网破的对抗局面。
还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多次犯，此前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违背发现而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这类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已经相当成熟，不能采取简单的打压策略，他们往往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因此，对待这种犯罪嫌疑人，必须要慎重接触，千外不可打草惊蛇，一定要形成一定的外围优势证据才能正面接触。同时，一旦正式与其交涉，就必须从各种渠道切断其侥幸的心理，摆明其可选择的道路，充分运用功利主义者的心理弱点，让其主动地趋利避害，从而一步步地走进检察机关的侦查步调。
5、不同隐性犯罪目的的行受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