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电部 法兰西共和国邮电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法兰西共和国邮电部合作备忘录


（签订日期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５日）
　　应中国邮电部杨泰芳部长的邀请，法兰西共和国邮电部长梅克桑多先生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双方就两国邮电部门之间在邮电方面的合作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
　　双方回顾了一九七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和法兰西共和国邮电国务秘书处邮电合作议定书签订以来的执行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在邮电通信领域内的合作，需要对一九七九年的议定书加以充实，为此，双方同意签署本备忘录。

　　第一条　双方同意进一步发展在邮电业务、电信新技术的应用和管理，科技研究，邮电教育，技术培训，咨询服务，生产技术转让，设备供应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第二条　双方愿在下列领域内探讨发展贸易和工业生产的可能性：
　　—数字时分交换
　　—数字微波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
　　—电子电传机
　　—电报交换
　　—信函自动分拣
　　—邮局信息化设备
　　以后将视需要随时增加其他合作课题。

　　第三条　双方将加强在时分交换机的使用，维护及数字网的规划，管理方面的技术交流。中方将派技术专家组到法国参观，考察巴黎等大城市市话网的经营、管理和规划，或进行短期实习，法方将派出专家到中国就这些内容作专题报告。

　　第四条　双方愿意发展在邮电科研方面的合作。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ＡＲＳＰＴ）和法国国家电信研究中心（ＣＮＥＴ）已就双方科研合作的内容和方法在巴黎签署了会谈纪要，双方将在该纪要范围内，讨论确定共同研究课题及具体合作事宜。

　　第五条　双方将加强两国在邮电教育方面的合作。中国北京邮电学院与法国邮电部高等电信教育局已在一九七九年于巴黎签订的合作计划的范围内，进行了友好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期合作计划草案。双方同意将此合作扩大到邮政教育方面。扩大的合作协议将在双方有关部门商谈后另行签订。
　　此外，在中方邮政、电信专业人员利用法国政府各类奖学金参加短期培训方面，中方对法国邮电部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法方表示今后将尽力继续给予帮助。

　　第六条　双方同意加强在邮政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在集邮、邮政分拣、电子信函邮政业务及管理的信息化等方面的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

　　第七条　为使法国工业界在本备忘录第二条范围内所提供的设备能有效投产，法方愿向中方提供设备维护、操作及工程方面的专门知识。
　　对于超出本备忘录第十条范围的交流项目，法方将支持其所属ＳＯＦＲＥＣＯＭ（电信咨询公司）或ＳＯＦＲＥＰＯＳＴ（邮政咨询公司）去完成。

　　第八条　为加强和扩大两国邮电部门的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双方同意加强各级人员互访。

　　第九条　为实现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计划及目标、加强联系，中方指定邮电部外事局为联系单位，法方指定电信总局外事处、邮政总局外事处为联系单位。双方联系单位将通过通信方式或在必要时举行会晤，协调各项计划的执行。

　　第十条　双方同意，本备忘录内第三、四、五、六、七、八各条内属两个主管部门认可的各类人员交往，双方均各负担派出人员的国际来往旅费，在到达后的国内食、宿、交通等费用均由邀请一方负担。双方每年将通过书信确定当年交流项目。
　　在本备忘录实施过程中，如遇困难或分歧，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在必要时，本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以进行修订和补充。
　　本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备忘录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共分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法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长　　　　　　法兰西共和国邮电部长
　　　　　杨　泰　方　　　　　　　　　　　路易·梅克桑杜
　　　　　（签字）　　　　　　　　　　　　　（签字）
废除死刑，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郭英儒


近日，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就湘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的观点，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表示，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的是改革刑罚制度，设立更多的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由此再次引发一场关于死刑存废的讨论。笔者也笔痒难奈，试论一二。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并且现在就要做好这个准备了。
首先，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太大，以至于国情太复杂，不同于韩日小国，也不能同欧美相比，所以我们如何面对死刑的问题，要从我们自己出发，不能老是看见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样是行不通的。我这里所说的废除，不是为了学习他国，而是从我国自己经验的积累所得。中国还不是个法治国家，只是一个正在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法制不够健全，法治观念还不够深入，人民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容易导致恶性案件频发，而每年由于司法领域的腐败，警察法官等滥用职权所导致的冤死案件也很多，有很多人无罪或者罪不至死，却被判处死刑，如延安董伟之案，承德一案四判死刑等，至今也难以说个明白，虽然这些只是个案，但不为人知的错案因为被定为铁案而无法翻案的不知有多少。人死不能复生，这是谁都懂的道理，一旦嫌疑人死去，便再也没有申辩的权利和能力，纵然有朝一日冤案昭雪，对于死去之人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死刑的风险正在与此。处于这样的国情，除非哪一天，不再有冤案错案发生，方可适当恢复死刑。否则，死刑不能不废。
第二，实利主义的思考。世间万物，其产生和生长，都是需要外界的不断补充的，而其对于整个环境无任何有利作用，无疑是这个环境的悲哀和损失，单纯的制止这种损失对于整体而言起不到有利的推动作用。对于死刑犯也是如此，即使他罪该至死，但是单纯的让他的生命完结，并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每个人生来有对社会尽义务的责任，一个死刑犯，一生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都是损害而无任何益处，那么他的责任就还没有履行，应该让他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之后才能容许他生命的完结。给他“亡羊”之后“补牢”的机会，只是杀死他，是对整个社会人群的不负责。这是一个成本问题，整个社会的运作，需要合理的安排，人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而死刑无疑是浪费这种资源的最快捷方式，特别对于一些高智商犯罪，其所能做到的有利于社会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他对社会有过伤害，就剥夺他的生命，他的能力有利于社会的一面还没有发挥出来，而他的能力是建立在生命基础上的，只有让他活着，才能补偿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尤其是弥补他自己因为犯罪而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第三，惩罚的真正方式和重点。惩罚自古便有，也是不可缺少的，古时的惩罚是单纯的肉体惩罚，从刺字到凌迟，方式五花八门，都是想尽办法折磨受刑者的肉体以达到惩罚的目的。那是旧时不文明不理性社会的惩罚方式。今天的文明社会是不可用那么残酷的肉刑的，今天的惩罚不在于单纯的肉体痛苦，而是重在灵魂上的教育和改变，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表现。我个人认为，死刑是一种原始的肉体惩罚刑，它只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理意义上的生存，却不见得能使其灵魂受到多大的改变，即使临刑前他会忏悔，也只是忏悔自己的行为导致自己而今这样的结果，却难为受害人而忏悔。惩罚的最高形式不是肉体刑，而应该是精神惩罚，也就是常言所说的“生不如死”。倘若对死刑犯处以无期或有期徒刑，让其在真正悔恨中受到惩罚，使其在惩罚中能真正为受害者作点事情作为补偿，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如果罪犯死了且无财产，那么受害者便在处决罪犯的同时永远失去对其的任何民事主张权利。死刑对于那种罪大恶极的人来说，却是一种解脱，如杀了数人而被执行死刑，按老观点一命抵一命来说，那是赚了；或者挥霍了人民的财产几个亿后执行死刑，也觉得没什么遗憾了。犯罪人的一点点罪恶感在一声枪响之后就灰飞湮灭了，如马加爵，死是他求之不得的，所以他放弃上诉，一心求死，他得到了解脱。死刑，也许并不是受害者想要的，却是罪犯最想要的。
第四，传统思想中有“杀人偿命”的观点，对于此观点，我认为不能狭隘的以牙还牙，正如一句俗语“狗咬了人，但人不能反过来去咬狗”一样，惩罚不等于报复。如果因为你杀了我，国家就要杀了你，其实是让国家代表受害人去报复犯罪，用国家权利来以暴治暴，那无疑于是国家在做最大的犯罪。如此类推，其他罪名岂不是都要改为：因为你偷了我，所以国家要创造条件来偷你；因为你强奸了我，国家也会让我来强奸你；因为你骗了我，国家也要把你来骗一骗。这其实是社会倒退的表现，更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要求。也有人担心，废除死刑无法给犯罪分子带来威慑力，其实真正作奸犯科，无恶不为的江洋大盗又有几个会惧怕死亡呢？对不怕死，不在乎死的人来说，死刑更象是一种玩笑，一个游戏。
第五，死刑适用过多过滥，不仅会滋长人们对死刑作用的迷信，忽略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忽视犯罪成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健康、人道的文化，不利于树立尊重人的生命的观念。死刑适用太多，还会导致罪刑关系的比例失衡，轻重不分，其结果不仅对犯较轻罪行的犯罪分子不公平，而且还会产生其他一些消极后果。河北的特大爆炸案案犯，就是因争吵时，一时情急，失手杀了女友。当他知道他要面对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死亡时，他就选择了报复。几百人的生命，有可能正是滥用死刑制度的牺牲品。可我们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就在这一案中，我们为了抚慰受害者，推卸责任，大开杀戒，甚至将只卖了几只雷管，不知案犯用途的罪犯都给杀了。死刑的使用，总是容易用滥，从而使人们陷入罪者唯有死方能达到惩罚目的的泥潭。
第六，不利于国际和区际刑事司法合作。欧盟已经禁止将有判处死刑危险的犯罪分子引渡给管辖国，其他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持类似态度，如大走私分子赖昌星逃到加拿大后，加拿大即以其有死刑危险为由拒绝引渡给我国。此外，我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已经废除死刑，在一些涉港、涉澳的案件中，同一种犯罪在大陆受审和在港澳受审，结果悬殊，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其他一些不好的影响。
综上，我认为，中国废除死刑制度是一种必然，但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速战速决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现阶段我们对于死刑，首先要在数量范围上控制，我国刑法规定有68个死刑罪名，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修订，我国死刑立法不但没有减少，死刑适用还扩大到许多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废除死刑，先要从减少死刑罪名数量和增加有期刑无期刑的数量入手，对于一些非暴力犯罪，可以首先考虑适当更改为有期刑，严重的改为无期徒刑，而有期刑可以效仿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只是几年十几年这么短暂，而是更长，根据其罪行严重程度迭加，不设上限，并且为节约司法成本，弥补罪犯所犯过失，服刑犯人要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最大收益，使社会受益，并把该收益用于监狱管理等司法支出，从而达到不增加司法成本废除死刑之目的，且其劳动成果多少直接决定其减刑情况；同时对于在短时间不能废除死刑的罪名，应该严格控制其宣判数量，把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并在适当情况下，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严打”时期，切莫从重从快，肆无忌惮。另外，在于使用死刑的对象上要有更严格的规定，比如在年龄上，生理上等条件的规定都要更细，从各个方面尽量做到减少死刑。
死刑之废，势在早晚，而现在是我们该做好准备的时候了。